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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学，蒙师授业之《与朱元思书》一文，虽复学数矣，然去岁闻前师讲学，旧有茅塞，幸得师解惑，今顿开已矣。临卒课之时，复闻师于篇末“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二句，谓之曰：“此赘言也！文至‘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处辄可矣。”顿而弟子心惑之，有异议，于师金言而生疑，乃有不解，故咨师。欲以抒己见，亦恐师之无暇而顾与弟子共论，遂书之我见，呈于师台。恕唐突冒犯矣。
弟子之见，乃谓“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二句非赘言，反之，实则不可或缺，重中之重于《与朱元思书》也。此言何出？师且倾耳听学生之理。
叔庠既殁，固不可觅而咨之本意，然弟子臆其心理，觉此二句应有另意，其就文释之乃柯干之横邪遮蔽于上，虽处白昼，却若黄昏之时昏暗。树枝之稀疏交错掩映，然偶亦犹可于枝叶之隙得见阳光。乍看无殊，书景无疑。然实之非然也。细品既得二句甚妙！缘之何也？此诚均良苦用心也。据学生所考，均家世寒贱，至于均好学而有俊才，后以其才学荐举于朝廷，入仕，然其途坎坷。均好研史撰史，尝欲撰《齐书》，帝不允，遂私撰，因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之臣，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将焚，免均职。后累遭左迁，颇不得意。均所居之南北朝，动荡不安，武帝之朝时政不稳，官场昏庸黑暗。此书亦谪后所作。行至富春江，寄情于山水得其乐，故书与友朱元思。由此观之，既为书信，必有与友之言，均非圣，志思蓄愤，何故而不泄？今通篇不见其属，于情于理，皆有不宜。然实无之乎？非也。有之，何处只有？匿之于篇；何处之匿？于“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二句也！何以得见之？且容学生细解，文意已述，其隐之匿意学生谓之云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乃喻官场之权争昏暗，弟子臆兹乃均匿其不满于官场，不满于朝廷之情，均谓官场，指其邪风若枝柯敝天日，抨其虽为白昼，亦令君子觉之为暝，责其是非不分，暗无天日。均满腹牢骚，尽郁于此。与朱元思间述其时官场之风，尽显于此。后“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八字，乃匿均于元思规劝，抚慰之言，弟子臆兹为均乐天之顾念，慰元思亦无需以己一言而悲逢时不祥，矫首呜呼。故言，纵令官场有蔽天之徒，小人得志，亦非举朝皆是，官场昏黑，然或犹能见“日光”之普照。喻犹有君子存于世。官场黑暗而犹有光明，均乐天之念以慰元思之心，遂驻笔。均交代已矣。故及此辄止。
区区十六字，其表写景，其质抒情言志及寄语。于此观之，通篇非惟书景，言志，亦有评政，劝友，励友，其忧国之心，愤世嫉俗之情；高洁之趣，寄情山水之乐；达观之念，避世退隐之愿，通篇尽现，何其妙哉！今得以解读，“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二句乃不可没其功，得益于此，何忍去之？少之，则意犹未尽矣。其蕴涵之意少甚矣。弟子甚服前人之智，概惜字如金，既均有《与朱元思书》遗于世，复有此二句，且夫编者录而不去，得幸入学本以供学子拜读，定必有其用意，故弟子谓之：非赘言也，且必不可少也！
疑师金言，实属学而有疑，心欲语之而不得，故郁于五内，益欲吐之而后快，书之与师，恐有不敬，于此谢罪。
今呈此书，乃抒己见，与师商榷。辞藻不当，望师见谅！
狂龙子
辛卯年庚子月乙巳日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锡场镇世德初级中学初三:林俊腾
【题解】本篇是《庄子》的又一代表篇目。“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庄子还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这就是“齐论”。“齐物”和“齐论”合在一起便是本篇的主旨。全文大体分成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至“怒者其谁邪”，从子綦进入无我境界开篇，生动地描写大自然的不同声响，并且指出它们全都出于自身。第二部分至“吾独且奈何哉”，推进一步描述社会各种现象和人的各种不同心态，并指出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又都是出自虚无。第三部分至“此之谓以明”，说明是非之争并没有价值。万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也有其统一的一面；万物都在变化之中，而且都在向它自身对立的那一面转化。从这一意义说，万物既然是齐一的，那么区别是与非就没有必要，才智也就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第四部分至“此之谓葆光”，进一步指出大道并不曾有过区分，言论也不曾有过定论，人们所持有的是非与区分并非物之本然，而是主观对外物的偏见，物、我一体，因而是非无别，容藏于一体。第五部分至“而况利害之端乎”，从忘物才能齐物入手，说明认识事物并没有什么绝对客观的尺度，因而人的言论也就没有确定是非区别的必要。第六部分至“故寓诸无竟”，借寓言人物之口阐述齐物与齐论的途径，即忘掉死生、忘掉是非，把自己寄托于无穷的境域，从而遨游于尘埃之外，这也就进一步说明物之不可分、言之不可辩。余下为第七部分，通过两个寓言故事表明“无所凭依”和物我交合、物我俱化的旨意。“齐物”与“齐论”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庄子看到了客观事物存在这样那样的区别，看到了事物的对立。但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他又认为这一切又都是统一的，浑然一体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庄子还认为各种各样的学派和论争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与非、正与误，从事物本于一体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这既有宇宙观方面的讨论，也涉及到认识论方面的许多问题，因而在我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篇文充满辩证的观点，但也经常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须得细加体会和分析。【原文】南郭子綦隐机而坐①，仰天而嘘②，
汉纪四十九 孝灵皇帝上之下熹平元年（壬子、172）
汉纪四十九 汉灵帝熹平元年（壬子，公元172年）
[1]春，正月，车驾上原陵。司徒掾陈留蔡邕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此之谓也。”
[1]春季，正月，灵帝前往光武帝原陵祭祀。司徒掾陈留郡人蔡邕说：“我曾经听说，古代君王从不到墓前祭祀。皇帝有上陵举行墓祭的礼仪，最初认为可以减损。而今亲眼看到墓祭的威仪，体察它的本来用意，方才了解明帝的至孝隐衷，的确不能取消。有的礼仪似乎多余，但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大概就是指此。”
[2]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年八十二。广周流四公，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极优，罢免未尝满岁，辄复升进。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2]三月壬戌（初八），太傅胡广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胡广，字伯始，历任太傅、太尉、司徒和司空，前后任职三十余年，曾侍奉过安、顺、冲、质、桓、灵等六个皇帝，受到极优厚的礼遇，每次被免职，不出一年，即又复职。他所聘用的大都是天下的知名人士，曾和他过去的部属陈蕃、李咸并列三公。他非常熟悉先朝的典章制度，通晓当代的朝廷规章，所以京都洛阳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不偏不倚有胡公。”然而，胡广温柔敦厚，谨小慎微，以此取媚朝廷，没有忠贞正直的气节，天下的人因此而轻视他。
[3]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3]五月己巳（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4]长乐太仆侯览坐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
[4]长乐太仆侯览因专权跋扈和骄横奢侈获罪，灵帝下令收回印信，侯览自杀。
[5]六月，京师大水。
[5]六月，京都洛阳发生大水灾。
[6]窦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忧思感疾，癸巳，崩于云台。宦者积怨窦氏，以衣车载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岂宜以贵人终乎！”于是发丧成礼。
[6]窦太后的母亲于比景病故，窦太后过度忧伤，思念成疾。癸巳（初十），在南宫云台去世。因宦官们对窦姓家族积怨甚深，所以用运载衣服的车，把窦太后的尸体运到洛阳城南的市舍，停放数日后，曹节、王甫想用贵人的礼仪来埋葬窦太后。灵帝说：“窦太后亲自拥立朕为皇帝，继承大业，怎么能用贵人的礼仪为她送终？”于是仍照皇太后的礼仪发丧。
节等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太尉李咸时病，扶舆而起，捣椒自随，谓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赵忠曰：“议当时定！”廷尉陈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球即下议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且冯贵人冢尝被发掘，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议，作色俯仰，蚩球曰：“陈廷尉建此议甚健！”球曰：“陈、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也！”李咸曰：“臣本谓宜尔，诚与意合。”于是公卿以下皆从球议。曹节、王甫犹争，以为：“梁后家犯恶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废卫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李咸复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家犯恶逆，而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卫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弃，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如旧制。”帝省奏，从之。
曹节等人又打算将窦太后埋葬到别处，而把冯贵人的尸体移来和桓帝合葬。灵帝下诏，召集三公、九卿等文武百官，在朝堂上集会议论，命中常侍赵忠监督集议。当时，太尉李咸正卧病在床，挣扎着抱病上车，并且随身携带了毒药，临走时对妻子说：“倘若皇太后不能随桓帝一同祭祀，我决不活着回家！”会议开始后，与会者数百人，互相观望了很久，没有人肯先发言。赵忠催促说：“议案应当迅速确定！”廷尉陈球说：“皇太后品德高尚，出身清白，以母仪治理天下，应该配享先帝，这是毫无疑问的。”赵忠笑着说：“那就请陈廷尉赶快执笔起草议案。”陈球立即下笔写道：“窦太后身处深宫之中，天赋聪明，兼备天下之母的仪容和品德。遭逢时世艰危，窦太后援立陛下为帝，继承皇家宗庙祭祀，功勋卓著。先帝去世后，不幸兴起大狱，窦太后被迁往空宫居住，过早离开人世。窦家虽然有罪，但事情并非太后主使发动。而今倘若改葬别处，确实使天下失望。并且冯贵人的坟墓曾经被盗贼发掘过，骨骸已经暴露，与贼寇尸骨混杂，魂灵蒙受污染。何况冯贵人对国家又没有任何功劳，怎么有资格配享至尊？”赵忠看完陈球起草的议案，气得脸色大变，全身发抖，嗤笑说：“陈廷尉起草的议案真好！”陈球回答说：“陈蕃、窦武既已遭受冤枉，窦太后又无缘无故地被幽禁，我一直很痛心，天下之人无不愤慨叹息！今天，我既然已经把话说了出来，即使是会议之后遭到报复，决不后悔，这正是我一向的愿望。”太尉李咸紧接着说：“我原来就认为应该如此，陈廷尉的议案和我的意见完全相同。”于是三公、九卿以下的文武百官全都赞成陈球的意见。曹节、王甫仍继续争辩，他们认为：“梁皇后为先帝正妻，后因梁家犯恶逆大罪，将梁皇后别葬在懿陵。汉武帝废黜正妻卫皇后，而以李夫人配享。现在窦家罪恶如此深重，怎么能和先帝合葬？”太尉李咸又向灵帝上书说：“我俯伏回想，章帝窦皇后陷害梁贵人，安帝阎皇后家犯恶逆大罪，然而和帝并没有提出将嫡母窦皇后改葬别处，顺帝也没有下诏贬降嫡母阎皇后。至于废黜卫皇后，那是武帝在世时亲自作出的决定，不可以用来相比。而今长乐太后一直拥有皇太后的尊号，又曾亲身临朝治理天下，况且援立陛下为帝，使皇位光大兴隆。皇太后既然把陛下当作儿子，陛下怎能不把皇太后当作母亲？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臣属没有贬谪君王的。所以应将窦太后与先帝合葬宣陵，一切都要遵从旧制。”灵帝看了奏章，完全采纳李咸的意见。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秋季，七月甲寅（初二），将窦太后安葬在宣陵，谥号为桓思皇后。
[7]有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代之。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又使以他事奏猛，论输左校。
[7]有人在朱雀门上书写，说：“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禁谋杀太后，三公、九卿，空受俸禄而不治事，没有人敢说忠言。”灵帝下诏，命司隶校尉刘猛负责追查搜捕，每十天作一次汇报。刘猛认为所书写的话与实际情况相符，因此不肯加紧搜捕。过了一月有余，仍然没有搜捕到书写的人犯。刘猛因此坐罪，被贬为谏议大夫，又任命御史中丞段接替刘猛。于是段派人四出追查搜捕，包括在太学游学的学生在内，逮捕和关押的有一千余人。曹节等人又指使段寻找别的借口弹劾刘猛，判处将他遣送到左校营罚服苦役。
初，司隶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荐于太常张奂，奂拒之，寓遂陷奂以党罪禁锢。奂尝与段争击羌，不相平，为司隶，欲逐奂归敦煌而害之；奂奏记哀请于，乃得免。
最初，前司隶校尉王寓依靠宦官的势力，曾请求太常张奂推荐，被张奂拒绝。王寓便诬陷张奂为党人，使他遭受禁锢，不许做官。而张奂跟段之间曾经因对西羌战争有过争执，互相怨恨不平。所以段担任司隶校尉以后，打算把张奂驱逐到敦煌郡，然后加以杀害。后因张奂向段写信苦苦哀求，才免于难。
初，魏郡李为司隶校尉，以旧怨杀扶风苏谦；谦子不韦瘗而不葬，变姓名，结客报仇。皓迁大司农，不韦匿于中，凿地旁达之寝室，杀其妾并小儿。大惧，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父冢，断取其头，标之于市。求捕不获，愤恚，呕血死。不韦遇赦还家，乃葬父行丧。张奂素睦于苏氏，而段与善，辟不韦为司隶从事，不韦惧，称病不诣。怒，使从事张贤就家
张连科 译注
【说明】《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诗
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很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写完草稿，还没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但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自夸其功，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非常生气，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意。上天是人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就要追念根本，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坚持公证，行为耿直，对君王他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屈原写作《离骚》，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是yín乱;《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而像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屈原在《离骚》中，往上追述到帝喾(kù库)的事迹，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中间叙述商汤、周武的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其语言简约精炼，其内容却托意深微，其情志高洁，其品行廉正，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其情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其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其高尚情志，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
屈原被贬退之后，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礼品来到楚国表示臣服，说：“秦国非常痛恨齐国，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的盟约，若是楚国能和齐国断交，那么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得到土地而相信了张仪，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了楚国，对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楚国使者非常生气地离去，回到楚国把这事告诉了怀王。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兵迎击，在丹水、淅水一带大破楚军，并斩杀八万人，俘虏了楚将屈丐，接着又攻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地域。于是楚怀王动员了全国的军队，深入进军，攻打秦国，在蓝田大战。魏国得知此事，派兵偷袭楚国，到达邓地。楚兵非常害怕，不得不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很痛恨怀王背弃盟约，不肯派兵救助楚国，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
第二年，秦国提出割让汉中一带土地和楚国讲和，但楚怀王说：“我不希望得到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到这话，就说：“用我一个张仪来抵汉中之地，请大王答应我去楚国。”张仪到楚国之后，又给楚国掌权的大臣靳尚送上厚礼，并用花言巧语欺骗怀王的宠姬郑袖，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的话，把张仪又给放跑了。这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担任重要官职，刚被派到齐国出使，回来之后，向怀王进谏说：“大王您为什么不杀了张仪呢?”怀王感到很后悔，派人去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此之后，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楚国大将唐
【原文】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跃，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驶，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贪味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
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柿发褥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使夏桀、殷纣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不至于为炮烙；晋厉、宋康行一不义而身死国亡，不至于侵夺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过而莫之讨也，故至于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易为弗除！
夫畜池鱼者必去
【原文】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
隋纪八 恭皇帝下义宁元年（丁丑、617）
隋纪八 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年）
[1]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晋阳。
[1]六月，己卯（疑误），李建成等人到达晋阳。
[2]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助之。”即命此次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2]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人相结交，请突厥人资助兵马以壮大兵势，李渊听从了这个意见。他亲笔写信，言辞卑屈，送给始毕可汗的礼物十分丰厚，信中说：“我想大举义兵，远迎隋主，重新与突厥和亲，就象开皇年间那样。您要是能和我一起南下，希望不要侵扰强暴百姓。假若您只想和亲，您就坐受财物吧。这些方案请您自己选择。”始毕可汗得到李渊的信，对他的大臣说：“隋朝皇帝的为人我是了解的，若是把他迎接回来，必定会加害唐公而且向我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唐公自称天子，我应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去帮助他。”始毕立即命令将这个意思写成回信。使者七天后返回，见信，李渊的将领僚佐们都很高兴，请李渊听从突厥人的话，李渊认为不可。裴寂、刘文静都说：“如今义兵虽然召集来了，但是军马还极为缺乏，胡兵并不是所需的，但胡人的马匹不可失去，如果再拖延而不回信，恐怕对方反悔。”李渊说：“大家最好再想想别的办法。”裴寂等人就请李渊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以安定隋王室；传布檄文到各郡县；改换旗帜，用红、白掺杂的颜色，以此向突厥示意不完全与隋室相同。李渊说：“这可以说是‘掩耳盗钟’，但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啊。”于是就同意这样做，派使者将这个决定通知突厥。
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命大原令太原温大有与之偕行，曰：“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建成、世民与之同甘苦，遇敌则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
西河郡不服从李渊的命令，甲申（初五），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命太原令太原人温大有与李建成等人同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我儿子年轻，请您参与谋划军事，事情的成败，在此行就可预测出来了。”当时军队的士兵都是新近招募的，没有经过训练检阅。李建成、李世民与士卒同甘苦，遇到敌人身先士卒，附近道旁的蔬菜瓜果，不是买的不准吃，兵士有偷吃的，立刻找物主进行赔偿，也不责备偷窃者，士兵及百姓们都心悦诚服。李建成等率军到达西河城下，百姓有想进城的人，都听任其进入。西河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初十），李建成攻克西河城，将高德儒押到军营门口，李世民历数他的罪过说：“你指野鸟为鸾鸟来欺骗君主，骗取高官，我们兴义兵，正是要诛灭奸佞之人！”于是将高德儒处死。其余官员一个不杀，秋毫无犯，分别抚慰吏民百姓，让他们各复其业，远近的百姓听到后非常高兴。李建成等人率兵返回晋阳，往返共九日。李渊高兴地说：“象这样用兵，就是横行天下也可以了！”于是就定下了入关计划。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渊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义士。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癸巳，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姜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谘议谯人刘赡领西河通守。道源名河，开山名峤，皆以字行。开山，不害之孙也。
李渊开仓赈济贫民，应募当兵的人日益增多。李渊命令将招募来的人分为三军，分左、右军，通称为义士。裴寂等人给李渊上尊号为大将军。癸巳（十四日），设置大将军府，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温大雅仍和他弟弟温大有共同掌管机密，任命武士为铠曹，刘政会和武城人崔善为、太原人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人姜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和鹰扬郎将高平人王长谐、天水人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其余的文武僚佐都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李渊又封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由他统辖；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归他统辖，二人各设置官府僚属。任命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谘议谯县人刘赡任西河通守。张道源名河，殷开山名峤，都是用字来称呼他们。殷开山是殷不害的孙子。
[3]李密复帅众向东都，丙申，大战于平乐园。密左骑、右步，中列强弩，鸣千鼓以冲之，东都兵大败，密复取回洛仓。
[3]李密又统帅部众向东都进军，丙申（十七日），与隋军在平乐园大战。李密左边部署骑兵，右边部署步兵，中间摆列强弩，敲响千面战鼓壮大声势以冲击隋军，东都兵大败，李密再次夺取了回洛仓。
[4]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丁酉，渊引见康鞘利等，受可汗书，礼容尽恭，赠遣康鞘利等甚厚。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义士请以私钱市其余，渊曰：“虏饶马而食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当为汝贳之，不足为汝费。”
[4]突厥派他们的柱国康鞘利等人押送一千匹马到李渊处进行交易，并答应发兵送李渊入关，人数的多少随李渊定。丁酉（十八日），李渊会见了康鞘利等人，接受了可汗的书信，礼仪容止都极为恭敬，赠送给康鞘利等人的礼物也很丰厚。李渊挑选马匹中的良马，只买了其中的一半。义士们请求用自己的私钱买下其余的马匹。李渊说：“胡人马匹多，但是贪利，他们会不断地来，恐怕你们就买不起了。我所以少买的原因就是向他们表示贫穷，而且也不是那么急用。我应当替你们付钱，不至于让你们破费。”
乙巳，灵寿贼帅郗士陵帅众数千降于渊，渊以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置镇东府，补僚属，以招抚山东郡县。
乙巳（二十六日），灵寿县的贼帅郗士陵统帅部众几千人归降李渊。李渊封郗士陵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设置镇东府，补充镇东府的僚属，以此招抚潼关以东各郡县。
己巳，康鞘利北还。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
己巳（疑误），康鞘利返回北方。李渊命令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发兵，他私下对刘文静说：“胡骑进入中国，是黎民百姓的大害。我所以要突厥人发兵，是怕刘武周勾结突厥一起成为边境上的祸患。另外，胡马是放牧饲养的，不用耗费草料，我只是要借突厥人的兵马以壮声势，几百人也就够了，没有别的用途。”
[5]秋，七月，炀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将军王隆帅邛黄蛮，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各帅所领同赴东都，相知讨李密。霁，世康之子也。
[5]秋季，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的精兵，将军王隆率领邛都夷部的黄蛮，河北讨捕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讨捕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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