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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有一天，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县官缺额，你看派谁去最合适？”祁黄羊想了想，说：“派解狐去最合适！”晋平公觉得很奇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祁黄羊答道：“你只问我什么人最适合这个职位，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
晋平公采纳了祁黄羊的意见，派解狐到南阳县去上任。果然，解狐很有作为，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受到人们的称颂。
有一天，晋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位法官，你看谁能胜任？”祁黄羊回答：“祁午最能胜任！”晋平公说：“祁午是你的儿子，你推荐自己的儿子，不怕人家讲你吗？”祁黄羊说：“你只问我谁可胜任法官，并没有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祁午当了法官后，非常称职，深受人民的爱戴。
孔子十分称赞祁黄羊，说他是个公正严明的人，称得上是“大公无私”。
成语“大公无私”形容一心为公，没有私心。也指处理事情公正，不偏向任何一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啊！一个人如果心底无求无欲，那么在他面前将是蓝天碧海，浩渺无垠。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有所追求是人的本性，但追求什么呢，有的人孜孜不倦，念念不忘功名利禄，飞黄腾达。有的人心里充盈的是民族大义，是国家安危。
三国时的关云长身陷曹营，曹操爱惜他是一个人才，百般劝降，并动之以高官，惑之以美女。但关云长不为所动，他一心追随刘备，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因为他心里装的是兄弟情义，现在的桃园结义也成为千古佳话。
杨靖宇，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带领有血性的青年，转战南北，浴血奋战，给日本鬼子以沉重的打击。他多次怒斥敌人的高官厚禄，牺牲时，敌人在他胃里只发现皮带、草根、树皮，没有一泣粮食。这是铁血男儿，对自已无欲无求，连生命也置之度外。
还有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心为公，从无半点私心杂念，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亲弟弟全家都在老家务农，这真是亘古难有的，他的权力可以撼山动岳，但不为自已谋求一分一毫。他逝世时，被称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有的人却与此相反，他们无限度攫取名处，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最终还是害人又害已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太婆，从要小木盆到要房子，再到要宫殿，最后竟要做女王，真是可悲又可叹，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林彪，这个写进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他还不甘心，利令智昏，急于抢班夺权，竟然谋害毛主席，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自绝于人民。
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传轨的时代，物欲横流，世风日下。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吃喝玩乐，醉生梦死的现象日甚一日。我们要把握住自已，有自已的坚韧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只有清心寡欲，才能经受住岁月的陶洗，才有可能被世人景仰。要知道，知足常乐，无欲则刚。
人生是一段不断向成功跋涉的征程，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人们争先恐后地选择了公认的“近道”，可是，当我们发现这条路上人满为患，举步维艰时，我们是否能及时改变方向，让心转个弯？让心转弯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远见。昔时，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项羽心里便有了壮志：杀进咸阳。于是，将披坚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陷一座座城池。然而，等到了咸阳城外，却发现刘邦已先入关破城。这就是刘邦的智慧：强敌面前，刘邦绕道而行，并非害怕，而是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而项羽则不然，这种“小聪明”他是不屑为之的，也不符合他的为人处事的准则，所以在垓下兵败后，心灵始终转不过弯，最终血洒江畔，留下了千古遗憾。让心灵转弯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生命韧性的表现。勾践受辱于吴后，改正原来的缺点，努力使国富民丰，最终灭吴。红军反围剿失败后，并没有死拼，而是明智地选择了长征，保存实力，最后夺取政权。“大丈夫能屈能伸”，在生死抉择的时刻，保持这种“大丈夫”的韧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心灵转弯，才会不被世俗所累，及时找到自己的桃花源。可惜屈原却没有明白这一点。他没有私心杂念，一心为国。“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佩服他的抱负，仰慕他的人格，然而在那个时代，谁又能理解他呢？屈原没有让他的心转个弯，最终他的抱负随他沉入汩罗江底，幽幽悲鸣。试想，屈原如果能像陶潜那样，在认清仕途现状后，让心灵转个弯，耕耘自己的精神世界，岂不快哉！历史，“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词在荡漾，然而亦有丝丝遗憾。江畔依稀可见那一袭白衫，在微风中渐飘渐远。人生旅途，并非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成功，此路不通时，我们何不绕道而行，让心灵转个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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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气色鉴 第五章 智慧启悟气是色之根本。色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察颜观色，可辨识人才。如何辨别人才真伪古人云，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世上最难的事没有比识人更难了。辨别人才为什么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刚直开朗貌似刻薄；柔媚疲软貌似忠厚；表面看上去十分廉洁而实际并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识明而实际上却是无能之辈；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面看来似博学而实际上是空话连篇无半点真才实学；反应迟钝没有实际学问却似知识渊博；攻击诽谤别人的人却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饰其恶的一面而将善的一面大肆宣扬者看上去好似刚正不阿的人。将这些一个一个地加以对照比较，就不难发现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优秀的良才与劣等的废才，真才实学的人才与滥竽充数的冒牌货，这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混在一起实在难以真正地区分、识别得一清二楚。说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似是的。人才的优秀与低下，真与假，混淆在一起时，真是难以辨别了。尤其是在无名的人中发现贤才，在拉车的骡马中间相出骏马，在深渊里捡出含珠大蚌，在石头堆里找出藏光的珍宝，这是何等的不易啊！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识良莠之难了。人才难得亦难识，这是古往今来人们经过千辛万苦积累而成的共同认知。凡识人有所思，识人有所为的有识之士，总是独具慧眼地悟出人才之所以难识：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识人，自古为难；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天下者，以知人为最困难；知人之道，圣贤所难，受知固不易，知士诚尤难。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知人之难，良莠难分；知人之难，贤佞难辨；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论资级难于知人，为今识人仍有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经师易得，一将难求。虽然知休未易，谁可例轻天下士？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1）知人识人自古为难“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这是宋朝诗人陆九渊的一句名言，他揭示了识人的基本情况。说明了世上千难万难的事情，再没有比了解识别人更难的事情了。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于“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这就是说，识人这样的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于“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这就是说人的内心比险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还危险，比天还难以捉摸。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三在于“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识别虚伪和诚实。人有坏人与好人之分，英雄有真英雄与假英雄及奸雄之分，君子有真君子与伪君子之分。人还可以分为虚伪与诚实。有表面诚实而心藏杀机；有“大智若愚”表面看上去是愚笨的样子，而内在里却是聪明至极；有“自作聪明”而实际是愚笨；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四在于“才与不才之间，似是而非也”。这就是指贤才与非贤才之间，似是而非，难以分解。可以说，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正因为任用贤德的人并不太难，识别有贤德的人才是真正的困难；使用有才能的人并不难，发现有才能的人才是真正的困难。所以，难怪人们常说，天下者，知人为难。知人难，推举贤才也难。因为有贤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的人少，知者如无名无权也推荐不了。如果已锋芒毕露，才华超人，就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仅不肯推荐，甚至加以诽谤，诚恐其超过自己，或代己之位，彼位尊贵，自己则卑贱。而有的虽知贤也不愿推荐，这种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荐的人如出事会累及自己。故世上虽有奇才，愿推荐的人却很少。因此，荐贤者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要有荐贤之量，不嫉贤妒才，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所以说，能荐贤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贤才。历史事实说明：正因有推荐贤才的贤才，才能出现不少闻名于世的人才，这些人才也与推荐他们的贤才的大名共同垂誉于史册。《宋史·程元凤传》记载：宋度宗时，程元凤任少保、观文殿大学士，他荐举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来求升官，元凤谢绝，其人累次来请求，言及先世之情，元凤说：“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可是，有人尝被元凤弹劾，后见他改过，而其才可用，便推荐之，元凤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元凤选拔人才是坚持原则的，不应提升的，即使是有恩于己的人的儿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说不能“以国家官爵报私恩”。而对曾被他弹劾的人，因其改过而才可用，就推荐提升，正如他所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细味元凤言行，值得借鉴的有三：一是推荐和使用官吏，元凤都是出于为国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见。二是弹劾人是为保护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的手段。三是辩证地看人。对官吏有错误则弹劾，不使其有害于国家；改正了错误，其才可用，则擢升，使为国尽其才能。元凤如此为国保护推荐人才，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做到。能否辨伪，与能否知人用人大有关系，崔群向唐宪宗提出要辨伪必须“纠之以法”，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事见《旧唐书·宪宗本纪》：唐宪宗对宰臣说：“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乃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已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于行为，务欲评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事，为《辨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诫耳。”崔群说：“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侵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唐宪宗对下属的进言，认真评审其是非，但有时要辨别进言者说的善恶真伪，感到是大难事。因此，他令学士总结前代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辨谤略》，作为鉴诫。崔群说唐宪宗以史为鉴，是可增广聪明的，但事有暧昧一时是难以辨别的，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以分善恶之论。而崔群提出的意见，比之孔子所说更能解决问题，即“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这就是以诚待贤，如果行伪作恶，则以法处理，这样做，官必奉公守法，不敢作歹为非了。崔群在宪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朝政。穆宗继位，因他拥护穆宗储位，故甚得信任，任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他为人清正，时称贤相。左仆射王起频主持贡举工作，每次贡院考试完毕，都将录取的名单呈给宰相廷英最后定夺。由于录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说：“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唐武宗说：“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由于职权和取才原则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频心中无数，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后决定。对此，宰相廷英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录取的士人不必呈给宰相决定；二是录取的人太少了，不利于广招人才。对此，唐武宗确定了取士的原则：取士要取有“实艺”的，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他是贵族子弟还是出身于寒门。唐武宗确定取才的原则，负责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但有了原则还不能保证所取的是有“实艺”的，还要有具体的办法，不然，原则是难以贯彻执行的，有可能落于空谈。俗语说：“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非固定，而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说人心是难测的。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与其言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种人就难知。由于人心难测，人所想与其言行又有不一致的，其表现往往是表里不一、互相矛盾，因此，古往今来，都有知人难之叹。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难测”的道理。有人说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知心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特别是在情浓之际和说话投机的时候，总是轻信他人的知心话。对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为何向人家讲假话？所以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讲给人家听。然而，你可知道，他“真诚”地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他在别人面前又会“真诚”地说你的坏话。因为人都有讨好他人的心理。而且，人总是在变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可能又成了他的对手。是对手，他就可能利用你那些知心话，特别是隐秘的话来攻击你。所以，心里话往往是不可靠的。对此，最好不要轻易相信它。如果失去了这方面的警惕性，轻信了别人的知心话，则容易上当受骗。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者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嘴里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又不是嘴里所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汉光武帝刘秀看错庞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庞萌在刘秀面前，表现得很恭敬、谨慎、谦虚、顺从，刘秀便认为庞萌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公开对人赞誉庞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其实，庞萌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明面向刘秀表忠，暗里却伺机而动，当军权一到手，便勾结敌人，将跟他一起奉命攻击敌军的盖延兵团消灭了。最赏识的人叛变了自己，这对于刘秀是当头一棒，使他气得发疯，后来他虽将庞萌消灭了，但他由于知错人而遭到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刘秀之失，失在静中看人，他被庞萌的假表忠所迷惑了，竟认为他是“忠贞死节”的“社稷之臣”。而来自敌营的庞萌归附刘秀不久，尚未有何贡献足以证明他的忠心，刘秀就对他如此信任，是毫无道理的。刘秀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以诚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赏识而成为东汉一代英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时，也就必然犯了静止看人的错误。（2）贤佞难分在识人的发展史上，常常能听到许许多多的人经常讲这么一句共同的话，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识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下列原因：其一，“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也”。这就是说，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这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其二，“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始乎摒弃，卒不得用”。这就是说，凡是有才能的贤人，必然要遭到阴险浅薄一类人的恶意中伤。起初被迷惑而遭冷落，而最终得不到任用。这说明因奸佞之人的无事生非造谣中伤，使得贤才难以被识别而加以任用。其三，“潜伏着的感情和隐藏着的奸诈，是很难从一个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所以古人说“伏情隐作，难以貌求”。同时也说明了“人之深者有二种。一曰深沉。如纳言自守，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外边浑厚，不露圭角，不呈才华。此德之上者。一曰奸深。如闭口存心机，深挟诈，形迹诡秘，两目斜抹，片语斜锋。此恶之尤者，切不可以深沉君子，与奸深并观也。”这就是说，人的所谓“深”，有两种情况。一是深沉。其表现为少言语而守本分，能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待人处世浑厚而不逞强，不炫耀才华。二是奸深。其表现为缄口不言而心藏杀机，阴诈深藏，行为诡秘，双目斜抹，说话阴阳怪气。前者是最有道德的贤才，后者是极为险恶的奸人，所以切切不可将二者混淆，等同齐观。可是，在人际交往中，二者则经常混淆，造成贤佞难辨。其四，“贤人必为国计，而不肖者专为身谋。为国计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为身谋者专挟己私，故喻巧而援多”。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一心为国，品质恶劣的人则专为自己盘算。一心为国的人必定是从最大的公心出发，所以说话直来直去，支持他的人就少；为自己盘算的人必定从私利出发，所以说话曲折巧妙，支持他的人就多。这进一步说明，奸与贤的界限虽然清楚的，然而，要识别也不是一件易事。对于佞奸者来说，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相，又以外表掩其内心的奸诈，且其谋深术巧，使人迷惑而难以辨识。《吕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辨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这是说，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难以辨其真伪；剑似吴干宝剑，铸剑师也难识其优劣；博闻善辨的人似通而实不通，足以惑人而误事，这是贤明君主所忧虑的。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自恃见识超人而独断独行，其左右也顺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视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实不智，其臣似忠而实佞奸，以致亡国亡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崇祯皇帝及围绕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崇祯认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无人超过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与他相左的就被视为庸才或者逆臣，一直至死都认为明亡咎不在己，而在于群臣无能。他相信的都是对他顺从、奉承的宦官和佞臣。正是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断送了明朝。但这位似智的崇祯皇帝，他跟其前几代的只想享乐连朝也不上的皇帝确有点不同，他日夜操劳，好像有作为的贤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为之惋惜，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处于亡国之时。奸佞之人能使人不知其奸诈，是因其用心险而术巧，对此，《元史·列传四十五》有精辟的论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诌似恭，其好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立己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明严嵩就是这样用心险而用术巧的奸佞人物。严嵩其人无才略，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巧于媚上，窃谋权力。世宗即那位以信道求仙著名的嘉靖帝，他虽昏庸，却自以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就是杀戮，对严嵩则另眼相看，因严嵩善写“青词”，并作文为嘉靖歌功颂德。严嵩百事顺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入阁参与政事。严嵩虽年过六十，精神焕发，勤于政事，日夜在内阁值班，连家也不回。嘉靖大为赞赏，赐其银记，文曰：“忠勤敏达。”严嵩害人不露痕迹，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谁所害。凡比己位高的，严嵩表面对他很恭敬，实伺其过害之，取其位而代之。嘉靖居深宫，大臣难得谒见，只有严嵩得亲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结党营私，大受贿赂，是当时最大贪官。嘉靖对他长期信任而不疑。严嵩之能遂其奸。采取的手法都一样，即前所说“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爱隆于上”，“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佞奸难辨是因其心险而术巧，而贤者难识是因其忠而言直，故不为庸主暴君所喜欢。《元史·列传四十五》谈及知贤之难，是由于有下列几种情况：一、贤者不遇时，或无人推荐，因而隐居不出，必然不为世人所知。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却不重视，待之如奴仆；或待之以礼，而言不见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参与。因此，难以发挥贤者的作用，也就不为其君所赏识。三、贤者不为所知，也是因为：人君居于高位，喜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人说自己的过错，所行是务快己心，而不是务快民心，贤者为公为民必然进谏以纠正其错误，这就使其君很不高兴，不会得到赏识而被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难以相处。而拒谏喜谀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们最忌贤者，必然大肆诋毁、多方陷害，正直的贤者不获罪杀头已算万幸，又何能发挥其才能为国为民做好事呢？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贤人难知难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年富，字大有，怀远人。本姓严，讹为年。以会试副榜授德平训导。年甫逾冠，严重如老儒。英宗嗣位，上言：“……府军前卫幼军，本选民间子弟，随侍青宫。今死亡残疾，佥补为扰。请于二十五所内，以一所补调，勿更累民。”议多施行。
迁陕西左参政，寻命总理粮储。又会计岁用，以筹军饷，言：“臣所部岁收二税百八十九万石，屯粮七十余万石。其间水旱流移，蠲①逋负，大率三分减一，而岁用乃至百八十余万，入少出多。请减冗卒，汰驽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三边士马，供亿浩繁，军民疲远输，豪猾因缘为奸利。富量远近，定征科，出入慎钩考，宿弊以革，民困大苏。迁河南右布政使。岁饥，流民二十余万，公剽掠。富辑之，皆定。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时经丧败，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赋，罢诸州县税课局，停太原民转饷大同,帝皆行之。
富遇事，果敢有为，权势莫能挠，声震关中。是时，富威名重天下，而诸豪家愈侧目，相与摭富罪。山西参政林厚力诋富，帝曰：“厚怨富、诬富耳，朕方付富边事。”削厚官。天顺元年革巡抚官，富亦罢归。顷之，石彪以前憾劾富，逮下诏狱。帝问李贤，贤称富能祛弊。帝曰： “此必彪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贤曰：“诚如圣谕，宜早雪之。”果无验，乃令致仕。
四年春，户部缺尚书，李贤举富。左右巧阻之。帝语贤曰：“户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为贤也。”特召任之。富酌赢缩，谨出纳，躬亲会计，吏不能欺。由是部事大理。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与王翱同称名臣。宪宗立，富请黜左布政孙毓，吏部尚书王翱论富侵官。富力辩曰：“荐贤为国，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为黜毓。顷之，病疽卒。（节选自《明史》列传第六十五，有删改）
[注]①蠲：juān，免除，除去。
4．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A．①以会试副榜授德平训导 ②以乱易整，不武
B．①而岁用乃至百八十余万 ②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
C．①豪猾因缘为奸利 ②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D．①顷之，石彪以前憾劾富 ②徙倚久之而归
5．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直接表明年富造福于民的一组是 （ ）
①请于二十五所内，以一所补调，勿更累民②请减冗卒，汰驽马，杜侵耗之弊
③量远近，定征科，出入慎钩考，宿弊以革④石彪以前憾劾富，逮下诏教
⑤奏免秋赋，罢诸州县税课局⑥酌赢缩，谨出纳，躬亲会计
A．①②③ B．②④⑤ C．①③⑤ D．①④⑥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
A．年富做事老成持重，刚刚超过二十岁的时候，就严肃稳重得像老年的儒生一样。
B．年富在巡抚大同时，上述请求裁减多余的兵卒，淘汰劣等的马匹，杜绝侵占耗费资源的弊端，获得了皇帝的认可。
C．年富曾经因为果敢有为招致权势之人的憎恶诋毁，林厚和李贤就是其中的代表。
D．户部缺少尚书，年富被推选，皇帝身边的大臣对此强烈阻止，但最后皇帝特意召见年富任他担任尚书一职。
7．把文中划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⑴是时，富威名重天下，而诸豪家愈侧目，相与摭富罪。（5分）
⑵户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为贤也。（5分）
参考答案：
4-6 DCA
7（1）这时，年富的威望名声远扬于天下，可是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更加憎恨（他），互相收集年富的罪名。
（“名重天下”，天下闻名；“侧目”，憎恨或又怕又愤恨；“相与”，互相；句意2分）
（2） 户部不是年富不能（管理的很好），人们大多不喜欢年富，这就是年富被称为贤能的原因。
（否定判断句1分；多，大多、多数；“所以”，…的原因；句意2分）
译文：
年富，字大有，是怀远县人。本来姓严，错成“年”。他凭借会试中副榜授官德平县训导。年龄刚刚超过二十岁，严肃稳重得像老年（年长）的儒生一样。明朝英宗皇帝继位，年富上书说：“……皇帝亲军中府军前卫的补充兵，本来选自民间百姓人家的子弟，随时侍奉在太子身边。现在（因为）死亡或残疾，全部补充兵源会成为打扰百姓的一件事。请求从二十五个驻军卫所内，用一个卫所的兵士补充选调，不要再牵累老百姓了。”（年富）上书中所议事情多数被实施执行。
年富升任陕西左参政，不久任命他负责管理粮食储备。又恰逢计算每年用粮情况，用来筹划军费，年富（上奏章）说：“我所管辖的地区每年收二次税共一百八十九万石，屯积粮食收入七十多万石。这期间水灾、旱灾（人口）流动、转移，免除拖欠、亏欠（的赋税），大概三份要减去一份，可每年的费用就达到一百八十余万石，收入少支出多。请求裁减闲散多余的士卒，淘汰劣等马匹，杜绝侵占耗费资源的弊端。”皇帝同意了他的奏折。边疆的兵士马匹，（钱粮等）按需要而供给的数量浩大繁多。军民因远途运输而疲乏，强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因为这个缘故做违法的事情牟取利益。年富计算路途远近，核定征收赋税，支出或收入（一律）谨慎地探求考核，过去的弊端得以革除，老百姓的困苦得到大大缓解。（年富）升任河南右布政使。又有人说年富严厉残暴，皇帝命令审核查找说这话的人，将要治他的罪。后来查出指摘年富的人是少师杨溥，皇上的怒意缓解。年富到河南，那年闹饥荒，流离失所的百姓有二十多万，（不法者）公开抢劫掠夺。年富安抚流亡百姓，（河南流亡的百姓）都安定了。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春天，凭借右副都御史身份出任大同巡抚，管理军政事务。当时经历丧乱战败，法律松弛，弊端尤其严重。年富一心一意抚慰体恤民众，上奏请求免除了秋赋，撤除几个州县的税课局，停止让太原的民众从大同转运出粮饷。
年富遇到大事，果断勇敢有所作为，权势不能阻挠（使他屈服），声名震动关中。这时，年富的威望名声远扬于天下，可是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更加憎恨（他），互相收集年富的罪名。山西参政林厚竭力诋毁年富，皇帝说：“林厚怨恨年富、诬陷年富啊，我正交付年富边防事务。”免除林厚官职。天顺元年朝廷革除巡抚官职，年富也被罢官回家。不久，石彪因为从前的怨（仇）恨弹劾年富，年富被逮捕投入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皇帝征询李贤，李贤称赞年富能够祛除弊（端）政。皇帝说：“这一定是石彪被年富遏制，不能够满足他的私欲罢了。”李贤说：“果真如圣上所说，应该尽早洗刷年富的罪名。”果然没有证据（说明年富有罪），就下令让年富辞官退休回家。
天顺四年的春天，户部缺少尚书（一职的人选），李贤推举年富。皇帝身边一些大臣委婉地阻止让年富任户部尚书。皇帝对李贤说：“户部不能没有年富，人们大多不喜欢年富，这就是年富被称为贤能的原因。”特意召年富任命他担任尚书官职。年富斟酌赢利和亏欠，严格地支出、收入，亲身参加计算，一些官吏不能欺瞒他。因此，户部事情得到了很好的办理。年富为官清廉正派刚强正直，至始至终不改变，与王翱一同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是有名的大臣。明宪宗立为皇帝，年富请求罢黜左布政使孙毓，吏部尚书王翱说年富侵夺官职。年富全力争辩说：“举荐贤良人才是为了国家，没有个人的私心。”于是请求辞官告老还乡。皇帝抚慰并挽留年富，作出了罢黜李毓。不久，年富生疽病（毒疮）死亡。
智周万物发音zhìzhōuwànwù释义天下万物无所不知。形容知识渊博。出处《周易·系辞上》：“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正直无私发音zhèngzhíwúsī释义为人做事很正直，没有任何私心。出处《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孔颖达疏：“襄七年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言正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也。”示例朝内官员皆惧秦桧，无处与岳元帅伸冤，那阴间神道，～，必有报应。”（清·钱彩《说岳全传》第六十九回）
助纣为虐发音zhùzhòuwéinüè释义比喻帮助坏人干坏事。出处《史记·留侯世家》：“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
在成长过程中，无数本书滋养着我，伴我度过漫漫长途。我对书如鱼和水，紧紧系在一起不可分开。臧克家说过“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当一本书真正住进你的心里，你就会有这种感触。
今年（2014年）寒假，因老师要求我们写水浒传读后感，我阅读了中国古代名着《水浒传》。这是一部描写发生在北宋末年山东梁山农民起义军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的经典小说，它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以及统治阶级的罪恶，深刻地指出了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同时也使我们懂得了尽管梁山好汉们曾经盛极一时，却由于缺少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坚强的领导核心，最后的结局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好汉们“逼上梁山”的原因虽各有不同，如渔夫阮氏三雄由于生活贫困，不满官府的盘剥，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反上梁山；猎户解珍、解宝及其家人是受到地主的掠夺和迫害，劫牢反狱上了梁山；林冲虽贵为八十万禁军教头，身份显赫，却由于受到奸臣高球的陷害，在流放服刑时又遭“火烧草料场”，最后被迫杀凶报仇，雪夜上梁山。但有一样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你看：“智多星”吴用，策划智取生辰纲，巧夺了贪官梁中书送给奸臣蔡太师庆贺生辰的金银珠宝；用连环计智夺祝家庄；智赚卢俊义、智取大名府……虽说是秀才造反，可出手却是不凡。“黑旋风”李逵，更是了的。他孤身敢劫江洲法场，沂岭独杀四虎，扯碎皇帝诏书、拳打钦差。
……
然而，可悲的是，由于梁山义军的掌门人宋江，一心想着利用梁山好汉们作为和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希望通过“招安”，以实现自己“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私心，致使好汉们沦落成朝廷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工具，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兔死狗烹”，义军的一些领导包括宋江本人也被朝廷毒杀。
读了这本书，使我既敬佩梁山好汉们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也进一步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这的确是一本百看不厌的好书。
五年级:周佳琪
忆往昔，追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暮然回首，才发现“青春没有自以为是的坚强”。
——题记
独在窗前，窗外，寒风凛冽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夜空。窗前，望着那皎洁的明月，随着那凛冽的寒风，我陷入沉思。
转眼间，三年已逝。中考这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起来，初三紧张的生活更是覆盖了我的全部。家长的殷切希望，老师的苦口良言，更是让我加深了对中考的恐惧。我原以为我很坚强，我可以通过这次考验。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
思绪在头脑中乱窜，揭起我那些尘封的记忆……
“叮铃铃，叮铃铃”，数学老师随着上课的铃声快步走进教室，教室顿时鸦雀无声。老师依照惯例讲课处理习题。快到下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道题，我没有弄懂它，但原本性格倔强的我，更不会放弃。苦苦钻研，我自以为我可以，我行，我不去借助别人的方法，自己钻研。可是苦苦钻研到第二节课上课，还是没有弄懂。我自以为我很坚强，可谁知，下课后，仍旧没有做出来。我很伤心，我的信心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于是我便不再不做它，也没有去问别人。自那时起，我便在数学上敷衍了事。直到现在，我才觉悟：原来学习不是靠你的一腔热血，一个人完成的，也不要太过执拗，要虚心请教，铭记：青春没有自以为是的坚强。
一个个镜头在脑海中浮现，一个个剪影在脑海中闪过，心中的痛似乎在缓慢的愈合。睁开双眼，放眼夜空，眼前的夜空似乎多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枣庄东方国际学校初二：王拓
【原文】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①。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②。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注释】①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尧知道儿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所以将帝位传给了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就将帝位传给了禹。②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管叔名鲜，蔡叔名度，都是文王的儿子。后因挟商纣之子武庚作乱，周公便杀了管叔，流放了蔡叔。
【译文】唐太宗刚即位时，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的老部下没有做上官的，他们都埋怨陛下，说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无私，是指宽容公正而无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就像秤那样公平，不能因人而轻重有别’。何况我如今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呢？我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奉献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感到亲近，何况是旧的下属，怎会一下子就忘掉呢？如果才能不堪胜任，怎能因为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原文】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译文】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把秦府旧兵都授予武职，补充进宫中做侍卫。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偏私于一人。只要有才能德行的人就任用，怎能因为新旧关系而有所分别呢？况且古人说：‘士兵就像火一样，不控制就会把自己烧死。’你的提议，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
【原文】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①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②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注释】①准律：法律规定。②挠法：徇私枉法。
【译文】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哥哥）曾经被皇帝召见，不解下腰间的佩刀，向东走上阁门，走出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由于监门校尉没有觉察，其罪行该当死，无忌失误地带刀进入，判刑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察觉，无忌带刀进入，同样是失误，臣子位于极度尊贵的地位，不可以称之为是失误，按照律法上说的：‘供给皇上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按照法规的人，都应当死。’皇上如果要将功折罪，从轻处理，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律法，罚款铜不符合法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呢？”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胄又驳斥道：“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如果讨论他的过失和错误，则是为了感情的缘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于顽固地请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这个时候，朝廷大力开展选择察举（的活动），有干过奸诈虚伪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则至死，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露，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说：“我开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政府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来执行）。”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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