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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徒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遗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 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颖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徒右北平死，于是天子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
公无渡河
唐·李白
【原文】
黄河西来决昆仑①，咆哮万里触龙门②。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③百川，儿啼不窥家④。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⑤。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冯⑥，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
郝永娟 译注
【说明】《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
诗
》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百三十篇，合而论之，总是一篇。篇终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载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极隆，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其可谓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其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难怪乎后世之学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叹了。
从前颛顼(zhuān xū
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kuǎi
kuì
?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
邱永山 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记叙古代名医事迹的合传。一位是战国时期的扁鹊，另一位是西汉初年的淳于意。通过两千多年前享有盛誉的名医业绩介绍，能使人了解到祖国传统医学在那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这些医学家们不仅善于综合运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也能使用汤剂、针灸、药酒、药熨、按摩、甚至食疗等各种治疗手段；他们医治的疾病也很广泛，诸如现代医学的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均有涉及。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当时医学理论的提高，通过他们及其之前的医学家的努力，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已初具规模，人们在努力掌握这种理论以指导医疗实践。他们都主张治疗要从实际病情出发，要精心慎重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反对以偏概全、浅尝辄止、墨守成规的错误态度。他们也提出了有关疾病预防的一些问题，反映了预防医学也引起了这些有远见的医学家的注意。作者笔下的扁鹊、淳于意，都是既有某些传奇色彩而又深深植根生活实际的艺术形象。传奇色彩使人物个性更生动鲜明；植根生活使他们的言谈举止真切如睹，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性。这种使传奇和写实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结合，也就使传中的艺术形象神而不诬，奇而不诞，夸张而不失实。这是本文最有特色之处。另外，古医书往往术语叠出，文字也抽象生涩，令人望而却步。此文中所谈，主要是医术，作者却能在平实的叙述中时见波澜陡起，读来也算得晓畅易懂，文章的故事性、通俗性得到一定的提高，于是这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自然会引起更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再次，文章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文中对扁鹊、淳于意的重要生平，尤其是从师经过、医术精妙等，都能娓娓谈来，毫不板滞雷同。同写名医，同写医术，能避免此弊，足见作者选择材料时，趋新避同的价值取向。文章在介绍淳于意时，选写了24条和医案类似的材料，作者却把它们写得段段精采新奇，使人不觉重复冗长，充分显示他医术的超绝精妙，一位令人啧啧赞叹的医学家形象也就栩栩如生出现在人们眼前。
扁鹊是渤海郡
张连科 译注
【说明】本传是张苍、周昌、任敖、申屠嘉四个人的合传。（车千秋及以后几个人的传记并不是司马迁所作，而是后来褚先生的补作。）在这四个人当中，刻画得最为出色的是周昌和申屠嘉。从这两个人身上，可以看出太史公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特别是以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这一点上，更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例如有这样一节，云：“（周）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休息时间，夫妻拥抱在一块儿，今天看来，本无可厚非，但周昌入内，本应“非礼勿视”，却被他看到了，所以只有逃跑了事。偏偏又遇上了一个颇不检点的皇帝，追上之后，还要骑在他周昌的脖子上问他。在这里有两个关健的句子，一是“骑周昌项”，一是“昌仰曰”。前一句只是捎带着一笔，用一个动作，就把刘邦的流氓气质刻画得维纱维肖；后一句只用了三个字，就把周昌那耿直、刚强、不屈不挠的性格刻画得非常突出。本来臣子对皇帝讲话应该低头垂手、恭恭敬敬，而周昌要骂皇帝，还挺直了脖子，看准了皇帝，面对面地骂，这就更加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性格。司马迁是语言大师，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更是他的老本行。比如，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周昌和刘邦的意见不一致，本传中这样写他：“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周昌本来就口吃，再加上是在非常气愤的时候，所以就口吃得更加厉害，作者以“期”、“期”的口吃声来写当时周昌的情态，很确切地表现了他憨厚，正直，但口齿不清的特点。由此更可以看出司马迁在运用语言方面的深厚功力。
丞相张苍是阳武人，他非常喜欢图书、乐津及历法。在秦朝时，他曾担任过御史，掌管宫中的各种文书档案。后来因为犯罪，便逃跑回家了。等到沛公攻城略地经过阳武的时候，张苍就以宾客的身份跟随沛公攻打南阳。后来张苍因为犯法应该斩首，脱下衣服，伏在刑具上时，身体又高又大，同时还有一身如同葫芦籽一样肥硕白皙的皮肤，凑巧被王陵看见，惊叹张苍长得好。因此，王陵就向沛公说情，赦免了他的死罪。这样，张苍便跟随沛公向西进入武关，到达咸阳。沛公被立为汉王，进入汉中，不久又还师平定三秦。陈余打跑常山王张耳，张耳投归汉王，汉王就任命张苍为常山的郡守。又跟随韩信攻打赵国，张苍擒获陈余。赵地被平定之后，王任命张苍为代国相国，防备边境敌寇。不久，又被调任赵国相国，辅佑赵王张耳。张耳死后，辅佐赵王张敖。然后又调任代国相国，辅佑代王。燕王臧荼谋反时，高祖带兵前去攻打，张苍以代国相国的身份跟随高祖攻打臧荼有功，在高祖六年（前201）中被封为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后来，张苍被升任为管理财政的计相。一个月之后，张苍以列侯的爵位改任主计，他担任这个职务达四年之久。此时萧何担任相国，而张苍是从秦时就担任柱下史，非常熟悉天下的图书和各种簿籍，再加上他很精通计算、乐律和历法，因此就命令他以列侯的爵位在相府办公，负责管理各郡国交上来的会计帐簿。黥布谋反未成而逃跑，汉高祖就立他的儿子刘长作淮南王，命令张苍为相国来辅佐他。十四年（应为十六年）之后，张苍调任御史大夫。周昌是沛县人，他和堂兄周苛都在秦时担任泗水卒史。等到汉高祖在沛县起兵的时候，打败了泗水郡的郡守、郡监，这样，周昌、周苛二兄弟也就以卒史的资历追随沛公，沛公命周昌担任一名管旗帜的职志，周苛暂时在帐下当宾客。后来他们都跟从沛公入关，推翻强秦的统治。沛公被封为汉王，汉王任命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汉王四年（前203），楚军在荥阳把汉王团团围住，情况紧急，汉王悄悄逃跑出围，命令周苛留守荥阳城。楚军攻破了荥阳，想任命他为将领，周苛痛斥道：“你们这些人应该赶快投降汉王，不然的话，很快地就要做俘虏了！”项羽听罢大怒，立刻就烹杀了周苛。于是，汉王就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周昌经常跟随汉王，并且多次击败项羽军。因此，在高祖六年（前201）时，周昌和萧何、曹参一起受封，周昌被封为汾阴侯，周苛的儿子周成因父亲为国捐躯的原因，也被封为高景侯。周昌为人坚忍刚强，敢于直言不讳。自萧何、曹参等人对周昌都是非常敬畏的。周昌曾经有一次在高帝休息时进宫奏事，高帝正和戚姬拥抱，周昌见此情景，回头便跑，高帝连忙上前追赶，追上之后，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高帝听了哈哈大笑，但是却由此最敬畏周昌。等到高帝想废掉太子，立戚姬之子如意为太子时，许多大臣都坚决反对，但是都未奏效。后来，幸好张良为吕后定下计策，使高帝暂时把此事放下。而周昌在朝廷中和皇帝极力争辩，高帝问他理由何在，因为周昌本来就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是在非常气愤的时候，也就口吃得更加厉害了，他说：“我的口才虽然不太好，但是我期……期……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陛下您虽然想废掉太子，但是我期……期……坚决不能接受您的诏令。”高帝听罢，很高兴地笑了。事过之后，吕后因为在东厢侧耳听到上述对话，她见到周昌时，就跪谢说：“若不是您据理力争的话，太子几乎就被废掉了。”此后，戚姬的儿子如意立为赵王，年纪十岁，高祖担心如果自己死后，赵王会被人杀掉。当时有一个名叫赵尧的人，年纪轻轻，他的官职是掌管符玺的御史、赵国人方与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您的御史赵尧，年纪虽轻，但他却是一个奇才，您对他一定要另眼相待，他将来要代替您的职位。”周昌笑着说：“赵尧年轻，只不过是一个刀笔小吏罢了，哪里会到这种地步！”过了不久，赵尧去侍奉高祖。有一天，高祖独自心中不乐，慷慨悲歌，满朝文武不知道皇帝为什么会这样。赵尧上前请问道：“皇帝您闷闷不乐的原因，莫非是为赵王年轻而戚夫人和吕后二人又不和睦吗？是担心在您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保全自己吗？”高祖说：“对。我私下里非常担心这些，但是却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赵尧说：“您最好为赵王派去一个地位高贵而又坚强有力的相国，这个人还得是吕后、太子和群臣平素都敬畏的人才行。”高祖说道：“对。我考虑此事是想这样，但是满朝群臣谁能担此重任呢？”赵尧说道：“御史大夫周昌，这个人坚强耿直，况且从吕后、太子到满朝文武，人人对他都一直敬畏，因此，只有他才能够担此重任。”高祖说：“好。”于是高祖就召见了周昌，对他说：“我想一定得麻烦您，您无论如何也要为我去辅佐赵王，您去担任他的相国。”周昌哭着回答：“我从一开始就跟随陛下，您为什么单单要在半路上把我扔给了诸侯王呢？”高祖说：“我非常了解这是降职，但是我私下里又实在为赵王担心，再三考虑，除去您之外，其他人谁也不行。真是迫不得已，您就为我勉强走一遭吧！”于是御史大夫周昌就被调任赵国相国。周昌走了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高祖手拿着御史大夫的官印，轻轻地抚弄着说：“谁才是御史大夫最合适的人选呢？”然后仔细地看了看赵尧，说道：“没有人比赵尧更合适了。”这样，就任命赵尧为御史大夫。赵尧在以前也有军功和食邑，等到他以御史大夫之职跟随攻打陈
张连科 译注
【说明】《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很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写完草稿，还没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但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自夸其功，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非常生气，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意。上天是人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就要追念根本，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坚持公证，行为耿直，对君王他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屈原写作《离骚》，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是yín乱;《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而像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屈原在《离骚》中，往上追述到帝喾(kù库)的事迹，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中间叙述商汤、周武的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其语言简约精炼，其内容却托意深微，其情志高洁，其品行廉正，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其情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其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其高尚情志，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
屈原被贬退之后，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礼品来到楚国表示臣服，说：“秦国非常痛恨齐国，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的盟约，若是楚国能和齐国断交，那么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得到土地而相信了张仪，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了楚国，对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楚国使者非常生气地离去，回到楚国把这事告诉了怀王。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兵迎击，在丹水、淅水一带大破楚军，并斩杀八万人，俘虏了楚将屈丐，接着又攻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地域。于是楚怀王动员了全国的军队，深入进军，攻打秦国，在蓝田大战。魏国得知此事，派兵偷袭楚国，到达邓地。楚兵非常害怕，不得不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很痛恨怀王背弃盟约，不肯派兵救助楚国，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
第二年，秦国提出割让汉中一带土地和楚国讲和，但楚怀王说：“我不希望得到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到这话，就说：“用我一个张仪来抵汉中之地，请大王答应我去楚国。”张仪到楚国之后，又给楚国掌权的大臣靳尚送上厚礼，并用花言巧语欺骗怀王的宠姬郑袖，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的话，把张仪又给放跑了。这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担任重要官职，刚被派到齐国出使，回来之后，向怀王进谏说：“大王您为什么不杀了张仪呢?”怀王感到很后悔，派人去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此之后，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楚国大将唐
张凤岭 译注
【说明】本篇是战国末期楚相春申君黄歇的专传。春申君是楚国贵族，招揽门客三千余人，为“战国四公子”之一。曾以辩才出使秦国，并上书秦王言秦楚宜相善。时楚太子完入质于秦，被扣留，春申君以命相抵设计将太子送回，随后亦归楚，任为楚相。曾率兵救赵，又率六国诸侯军攻秦，败归。后因贪图富贵中李园圈套被谋杀。对于春申君其人，司马迁作了大体公允的评述：“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春申君“以身徇君”（《太史公自序》）是对暴秦以强凌弱的一种抗争，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楚国的利益，是值得称道的明智之举。但综观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惟系于“富贵”二字，即如他“招致宾客，以相倾夺”，无非是把宾客当作显示富贵的摆设而已，让宾客“蹑珠履”与赵使竞豪奢即为一例。因此，他不可能得到贤才，即使有朱英那样的人也只能“恐祸及身”远离而去。他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正如钟惺所言“富贵到手，器满志昏”，具有必然性。至于他的上秦王书，不过是嫁祸于人，求得苟安罢了。从长远的观点看，它等于是献给秦王灭楚的大计，实在不算“明智”。明凌稚隆说：“按此传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吴，后叙春申君以奸谋盗楚，而身死棘门，为天下笑。模写情事，春申君殆两截人。”（《史记评林》）从行文看，本传可以春申君任相前后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重点写其“智”，后期重点写其“昏”，并各选择一件事情作具体的描述，两件事情又都有首有尾，象是独立成篇的生动故事，而前后两期又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春申君由明智而昏聩的性格变化，给人以完整而明晰的印象。
春申君是楚国人，名叫歇，姓黄。曾周游各地从师学习，知识渊博，奉事楚顷襄王。顷襄王认为黄歇有口才，让他出使秦国。当时秦昭王派白起进攻韩、魏两国联军，在华阳战败了他们，捕获了魏国将领芒卯，韩、魏两国向秦国臣服并事奉秦国。秦昭王已命令白起同韩国、魏国一起进攻楚国，但还没出发，这时楚王派黄歇恰巧来到秦国，听到了秦国的这个计划。在这个时候，秦国已经占领了楚国大片领土，因为在这以前秦王曾派白起攻打楚国，夺取了巫郡、黔中郡，攻占了鄢城郢都，向东直打到竟陵，楚顷襄王只好把都城向东迁到陈县。黄歇见到楚怀王被秦国引诱去那里访问，结果上当受骗，扣留并死在秦国。顷襄王是楚怀王的儿子，秦国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恐怕一旦发兵就会灭掉楚国。黄歇就上书劝说秦王道：天下的诸侯没有谁比秦、楚两国更强大的。现在听说大王要征讨楚国，这就如同两个猛虎互相搏斗。两虎相斗而劣狗趁机得到好处，不如与楚国亲善。请允许我陈述自己的看法：我听说事物发展到顶点就必定走向反面，冬季与夏季的变化就是这样；事物积累到极高处就会危险，堆叠棋子就是这样。现在秦国的土地，占着天下西、北两方边地，这是从有人类以来，即使天子的领地也不曾有过的。可是从先帝文王、庄王以及大王自身，三代不忘使秦国土地同齐国连接起来，借以切断各国合纵结盟的关键部位。现在大王派盛桥到韩国驻守任职，盛桥把韩国的土地并入秦国，这是不动一兵一卒，不施展武力，而得到百里土地的好办法。大王可以说是有才能了。大王又发兵进攻魏国，堵塞了魏国都城大梁的出入通路，攻取河内，拿下燕、酸枣、虚、桃等地，进而攻入邢地，魏国军队如风吹白云四处逃散而不敢彼此相救。大王的功绩也算够多了。大王停止征战休整部队，两年之后再次发兵；又夺取了蒲、衍、首、垣等地，进而兵临仁、平丘，黄、济阳则退缩自守，结果魏国屈服降秦；大王又割取了濮
【秦本纪简介】这篇本纪记载的是秦氏族从兴起、发展到称霸天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历史。秦本为地处偏远的西方的一个部落，其远祖多以驯兽驾车见长，从虞舜到周代屡屡有功：柏翳（ｙì，益）佐禹治水，舜赐姓嬴氏；费昌为汤驾车败桀于鸣条，中
王延海 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类传，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司马迁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实际上多为官逼民反的起义者）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作者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叙事之中，所以前人说本文是“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姚
史有为 译注
【说明】这篇类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而这，也正道出了作者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汉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历史人物，全不言及当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学者都曾指出，本传与排稍后的《酷吏列传》乃是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这或许可称之为别一种意义的“互见法”吧！互见之后，读者再回头看本文开篇序言结束末那一句“何必威严哉”的话，就会深悟“威严”者，乃酷吏弄权峻法逞威之谓也，作者写本传的深心及其思想锋芒其实在这里就已经闪现出来了。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书与《佞幸列传》同居首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写人多止三事，少则一例，取材于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无怪乎古人赞之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吴氏《林下偶谈》卷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译史记》）这种写法，与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和专传不同，它是专题性的，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为此，类传皆有序言，开宗明义先阐述作者的观点，然后环绕这一主旨选取恰当的人物事迹予以说明，序言和传文之间，实为纲举目张的关系。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时甚至不避重出。如子产生平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但略去一切具体行事，只列举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孙叔敖事略为完整外，叙其余四人皆一鳞半爪，精简之至。作者采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为什么非用严刑峻法不可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职务。孙叔敖为官三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回复了原貌。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挚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谁！”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有位客人给国相公仪休送鱼上门，他不肯收纳。客人说：“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所以我决不能收下。”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为臣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刎颈而死。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ｗěｉ，伟）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太史公说：“孙叔敖口出一言，郢都的市场秩序得以恢复。子产病逝，郑国百姓失声痛哭。公仪休看到妻子织出的布好就把她赶出家门。石奢放走父亲而自杀顶罪，使楚昭王树立了美名。李离错判杀人罪而伏剑身亡，帮助晋文公整肃了国法。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也①。文武不备②，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③，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④。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⑤，世俗盛美⑥，政缓禁止⑦，吏无*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⑧，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⑨，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⑩，次行不定（11）。”相曰：“如此几何顷乎（12）？”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13）。”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楚民俗好庳车（14），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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