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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三苏）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平易流畅、委婉曲折。
一、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出生贫寒
1007年，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1023年和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1029）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来年（1030）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1]1030年3月11日，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封建社会最高等级的考试——殿试在崇政殿举行。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3月14日），殿试放榜，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仕途生涯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予官职。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成了他的恩师胥偃的女婿。
新婚不久，欧阳修就辞别家人，到洛阳去做官。当时他的领导是一位着名的前朝贵族，钱惟演。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一个吴越国，钱惟演就是末代吴越王钱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著名的散文家，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与晏殊较接近，但也有不同处，如他有述怀、咏史、写民情风俗之作，题材较晏殊词广泛。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嘉佑（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一、家世生平
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祖父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是宋代着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黄庭坚称他“真神仙中人”。
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
1056年（嘉佑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
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二、风格思想
1、诗
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诗篇，流传于后世的有2700多首。他的诗有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同情人民、关心生产。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脍炙人口。如《游金山寺》、《望湖楼醉书》、《望海楼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等，就细致地描绘了长江的夜色、江南的晴雨和西湖的胜景。《百步洪》、《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登州海市》等作品则逼真地描写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他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特点，还能写出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他在岭南写的农村景物诗就充分体现出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黄州寒食诗帖跋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善于从日常的生活和普通自然的小景中领悟新意妙理，从而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琴诗》、《题西林壁》、《泗州僧伽塔》等就是即景寄意。还有一些诗满含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的精神。此外，苏轼还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石苍舒醉墨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迭嶂图》等。
2、词
苏轼的词恰似北宋词坛的一阵清风，既影响了当代，又为词体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从现存的300多首词来看，苏轼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不仅用来写爱情、离别、旅游等，还用来描绘农村生活、报国壮志、贬居生涯等。他用笔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寄托自己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并在词中更多地倾入了自我个性。如《满江红》“江汉西来”就是一篇即景怀古的词，《定风纱》“莫听穿林打叶声”则是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在徐州，他写的五首《浣溪纱》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描绘了白叟、黄童、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不同的农村人物。
苏轼扩大词的内容，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等题材，无一不可入词。苏轼提高词的意境，扩大和开拓词境，提高格调，豪放词以外，也有清旷飘逸、空灵隽永、以至缠绵妩媚之作。[22]苏轼词风豪放（王国维曰“东坡之词旷”），将词“诗化”，笔力雄健，个性鲜明，展现出作者旷达、爽朗的个性，多毫情壮语，意气昂扬，感情奔放，想像丰富奇特。[23]体裁和音律上，苏轼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的生命。苏词作品往往有序，阐明词的内容，或作词的原委、时间、地点，事实分明。
3、议论文
苏轼散文中的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与《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一同被传诵为名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力求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轼在文学创作方面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在《答谢民师书》中，主张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更要敢于独创。他比较重视文学创作技巧的探讨，《答谢民师书》中写道“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这就触及到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他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他的文学观，致使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具有独到的成就。
4、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5、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三、代表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
词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书法作品
《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四、家庭成员
苏序（祖父）苏洵（父亲）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名二子说》说明替儿子命名的来由。
程氏（母亲）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十八岁时嫁时年十九岁的苏洵。婚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苏轼一生思想深受母亲影响。
兄弟姐妹（史书记载苏洵与程氏共有三子三女，然长子苏景先与长女、次女早夭）
苏八娘（姐姐）亦称苏小妹，苏轼之姐，长苏轼一岁，成年后嫁表兄，婚后不得志，抑郁而终。
苏辙（弟弟）苏轼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弗（妻）苏轼之妻，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的苏轼成婚，婚后二人恩爱甜蜜。结婚十一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苏轼四十岁时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亡妻。
王闰之（妻）王弗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苏轼。苏轼五十八岁时逝世，得年四十六。
王朝云（妾）原为歌妓。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十二岁的朝云，后收为侍妾。陪伴苏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后卒于绍圣三年，得年三十四。
子女苏迈，妻王弗所生
苏迨，妻王闰之所生
苏过，妻王闰之所生
苏遁，妾朝云所生，未满周岁而卒
五、人物轶闻
1、苏轼应考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2、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4、佛寺趣事
苏轼很早接触佛教，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37]在黄州时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
5、苏轼与美食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佑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汉族，河南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南省邓州市，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792年及第后，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819年（元和十四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韩愈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是一个语言巨匠。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一、人物生平
韩愈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潮州。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02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着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着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着“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完成《顺宗实录》着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文化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二、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师说
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老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2]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题楚昭王庙》等。
三、人物轶事
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四、作品一览
晚春一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晚春二
谁收春色将归去，慢绿妖红半不存。
榆荚只能随柳絮，等闲撩乱走空园。
春雪一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春雪二
看雪乘清旦，无人坐独谣。
拂花轻尚起，落地暖初销。
已讶陵歌扇，还来伴舞腰。
洒篁留密节，着柳送长条。
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
遍阶怜可掬，满树戏成摇。
江浪迎涛日，风毛纵猎朝。
弄闲时细转，争急忽惊飘。
城险疑悬布，砧寒未捣绡。
莫愁阴景促，夜色自相饶。
春雪三
片片驱鸿急，纷纷逐吹斜。
到江还作水，着树渐成花。
越喜飞排瘴，胡愁厚盖砂。
兼云封洞口，助月照天涯。
暝见迷巢鸟，朝逢失辙车。
呈丰尽相贺，宁止力耕家。
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
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
失势一落千丈强。
蹉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度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生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
原文：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①，而魏郑公之徒②，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③，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④，而益知郑公之贤焉。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⑤，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⑥。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⑦，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⑧，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⑨，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或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1]译文：我看到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这些人为碰上了好时代而高兴，感激太宗知遇之恩，因此事情不论大小，没有不直言进谏的，虽然这是由于他们的忠诚，但也是因为能遇上圣明的君主的结果！那么，我想唐代之所以是太平盛世，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君，前代的君主之所以比不上太宗，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啊！能够知道这些，是因为相关历史有记载。等我看到郑公把谏诤的事记录下来交付给史官，太宗因此大怒，减轻了对他的恩宠礼遇，丧失了始终如一的群臣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惜，遗憾太宗不慎重思考，而更加理解郑公的贤良了。唐太宗君王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王的理解是什么呢？只是遵循公正罢了。公正，不是抹杀别人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过失，不博取小信而讨好自己的君主，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还有更不可以做的是，认为谏诤是应当掩饰的，这是把谏诤当做不好的事情，那么后代谁还会去当面谏诤呢？况且前代的君主有纳谏的美德，可是后代看不见，那就不只是掩住一时的公正，又将使后代的君主误以为前代没有谏诤的情况。这是开启引导了惰怠和忌讳进谏的风气。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了他掩盖进谏之事，于是不说，使得太宗慢慢地不知道天下的得失利害了。一直到了辽东战事失败，才开始憾恨郑公已经不在人世，还不曾知道他悔恨的萌芽就产生于这件事情上。那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伊尹、周公对君主恳切地劝谏，言辞极其深刻，事情又非常紧迫。这些保存在《尚书》里，不曾湮没。到现在，人们还称颂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是因为他们的谏书还见得到。假使当时就把谏书删减毁弃，成就小小的谦让的名声，那么后世依据什么来谏诤，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们的贤能和杰出呢？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秦始皇灭亡，他们臣子的谏词就看不到，不是当时史官遗漏没记，而是天下人都不敢进言的结果。那谏诤之事没有载入史册，这更加使这几个国君的恶行显露于后世。有人说：“《春秋》记史的原则是为君主、父母、贤德之人掩饰隐瞒过错，与你的说法正好相反。”《春秋》里所掩饰、隐瞒的都是缺点，接受谏诤怎么能说是缺点呢？又说：“既然如此，是焚毁谏稿的人不对吗？”我说：“焚稿的人是谁？这不是伊尹、周公做的，而是近世的人为了博取一点点忠诚而干的，这种事情又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焚稿当做替君主掩饰过错的美德，又在世上流传。这就使得后世看不到谏言奏章是否正确，一定认为过错通常在君主，而美德常常在焚稿者身上，怎么能说是爱他们的君主呢？孔光删去他奏章的内容，究竟是正直还是邪僻，已经不清楚了；而那些用焚稿来迷惑后世的人，又怎么知道不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个人私利呢？又有人说：“到君主面前说的话，出来不把实话告诉别人。这也与你的观点不同。”我说，这不是圣人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是说君臣之间，议论国家大事，不想对当时的人泄漏他们的话语罢了，怎么会是禁止告诉万世！唉！用忠诚守义要求自己、侍奉君主，而且也不欺瞒万世的人，就是郑公啊！我在前面说过“更加理解了他的贤良”这样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注释：①太宗：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②魏郑公：魏征（580—643），字玄成，唐朝著名政治家，封郑国公。③谏诤：直爽地说出人的过错，劝人改正。④恨：遗憾。⑤灭：灭绝，杜塞。掩：掩盖，遮没。⑥怠：疏慢。忌：避忌，讳饰，掩盖。⑦辽东之败：唐太宗进攻辽东，损失惨重。辽东战役后，太宗怅然于魏征辞世，无人谏阻其远征。⑧伊尹：名挈，商初大臣，助汤灭桀，汤去世后又佐继位者。周公：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辅武王伐纣，统一天下，又佐成王开创盛世。⑨太甲：成汤孙，即位三年间暴虐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成汤葬地）；三年后悔过反善，被接回复位。见《史记•殷本纪》。成王：武王子姬诵。让：谦让。桀：夏末代君主。纣：商末代君主。幽：西周末代君主。厉：即周厉王即姬胡。始皇：秦始皇（前259—前210），嬴政。前221年统一全国。《春秋》之法：春秋文字简短，每于一字间寓褒贬，后世即称此为春秋笔法。《春秋》，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整理修订而成，载鲁隐公元年（前722）—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计二百四十二年史事。戾：违反，背叛。小亮：小聪明。亮：亮察。孔光：字子夏，鲁人，孔子十四代孙，西汉末年大臣。庸讵：反诘之词，难道，哪里。造辟：朝见君主。诡辞而出：用假话敷衍，不泄露实情。令：即令，即使。杜：断绝，阻碍。
曾巩
原文：
《书》记皋陶①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
夫圣人之治也，自闺门、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则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务，则有功者易以众也。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当是之时，人之有罪与功也，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出其赏焉，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然及其罪丽②于罚、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过刑，则无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赏，则有功者不必酬也。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谓尽其心以爱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皋陶以是称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③当其罪;赏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为三宥三赦④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
(选自《曾巩集》)
【注】①皋陶(gāo
yáo)：舜帝时的一位贤臣，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②丽：施加。③察察：明辨，清楚。④三宥三赦：《周礼》中规定，一宥不识，二宥过失，三宥遗忘;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蠢。
译文：
《尚书》中记载皋陶的说法：“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可疑时,宁可从重奖赏。”解释的人(指孔安国)说：处罚有可疑时要从轻处罚，奖赏有可疑时要从重奖赏，这是赏罚忠厚的到极点啊!(但是)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如果处罚轻就不一定能与罪行相抵;那些功劳小的人，如果奖赏重就不一定能与功劳相称。然而为什么还要做到赏罚忠厚到极点，用什么来解释它呢?
圣人治理天下，从家庭、乡里到朝廷都有教化，来带领天下的善行，那么犯罪的人就会减少;从小事、身边的事以至国家大事都有法度，来完成天下的事业，那么立功的人就会增多。在上用圣神深邃美好的德行来做君主，在下用道德整饬清明的士人做公卿百官，君臣相互匡助来想尽天下的谋虑，通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和观察事物来辨明天下事情的真假。在那个时候，人们有罪行和功劳时，官吏通过推究事情的原委来考察它的经过，通过核查事情的虚实来详知它的实情，然后把它禀告朝廷，加以惩罚、给予奖赏，那么对于功劳和过失还会有遗漏吗?然而当犯罪而加以惩罚，有功而加以奖赏时存在疑惑，凭借君臣的才能不是不足以拥有天下的智慧，凭借他们的谋虑不是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凭借他们的见闻不是不周知天下的故事，凭借他们官吏不是不能弄清天下的事情。然而拥有智慧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了解，能够详尽清楚地了解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洞察。一定会说，罪行有可疑而滥用刑罚，那么没有罪的人不一定能免于惩罚;功劳有可疑而没有奖赏，那么有功劳的人就不一定能得到酬报。因此，处罚的时候，宁可从轻处罚而不能处罚过重;奖赏的时候，宁可从重奖赏而不能错失奖赏。
古时施行教化来带领百姓，当他们有罪的时候，像这样宽恕他们;古时制定法度来引导百姓，当他们没有功劳的时候，像这样给以厚赏。可以说是尽力行善去爱护他们，尽力行道去接纳外物，不是忠厚到极点能这样吗?皋陶因此被舜称道，舜因此治理好天下。所以惩罚不一定要明察他的罪行;奖赏不一定要厚赏他的功劳，天下的百姓已经被他的忠心所教化，被他的仁厚所折服了。所以说：“与其错杀没有罪过的人，宁可犯不合常法的过失，不事杀戮的德行与民心相合。”圣人的品德施于百姓，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忠厚)啊。
到了周朝统治的时候，也制定了三宥三赦的法令，不敢决断有怀疑的事情，等到国家治理成功了，则忠直仁厚的教化推行到牛羊甚至草木。汉文帝也推行这一主张来减轻刑罚，随着它的推广，民风也回归仁厚了。推行的力度有轻重，而它的成效有大小，像这样的话，《尚书》中的观点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
原文： (宋)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 每朝必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尝令为郭进治第，悉用筒瓦①，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趣作，无复言。此可谓隆之以恩矣。 取董遵诲于仇雠，取姚内斌于俘虏，皆用之不惑。郭进在西山，尝有军校讼其不法。上曰：“进驭下严，是必罪人惧进法，欲诬进以自免也。”使中人执以赐进，令诘而杀之。此可谓厚之以诚矣。 西北边军市之租，多赐诸将，不问出入，往往赏赉又辄以千万。李汉超守关南，属州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又加赐赉。汉超犹私贩榷场②，规免商
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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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赏论
[宋]曾 巩
《书》记皋陶①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
夫圣人之治也，自闺门、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则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务，则有功者易以众也。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当是之时，人之有罪与功也，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出其赏焉，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然及其罪丽②于罚、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过刑，则无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赏，则有功者不必酬也。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谓尽其心以爱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皋陶以是称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③当其罪;赏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为三宥三赦④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
(选自《曾巩集》)
【注】①皋陶(gāo
yáo)：舜帝时的一位贤臣，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②丽：施加。③察察：明辨，清楚。④三宥三赦：《周礼》中规定，一宥不识，二宥过失，三宥遗忘;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蠢。
16.对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其刑薄则不必当罪 当：相当，与……相称
B.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 本末：主次，轻重
C.则有功者不必酬也 酬：酬报，赏赐
D.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不经：不合常法
17.下面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①以率天下之善 ②及其所之既倦
B.①则有功者易以众也 ②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C.①及其不功也，而加恕如此焉 ②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D.①尽其道以待物矣 ②木欣欣以向荣
1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圣人之治，教化先行，主张立教以化善，立法以成务，让百姓知所遵行;同时也强调君主与士人相互配合的重要性。
B.在一切赏罚的执行上都要宽待百姓，有罪则加恕之，有功则加隆之，尽量秉持忠厚之道，这是明君贤臣治理天下要遵行的准则。
C.“刑赏忠厚之至”超越了赏罚公平的的原则，是圣人之德施及百姓的具体表现，体现了儒家“爱人”和“民本”的思想。
D.本文论点清晰，论据简约，论证由大及小，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结构上照应绵密;语言冷静客观，有醇厚、质朴和稳重之美。
19.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3分)
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
20.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7分)
①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3分)
②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4分)
答案：
16.B(本末：原委，始末)
17.C(C.焉：语气助词，常用在句末，可不译。A.之：结构助词，的/动词，往，引申为“到达，得到”。B.也：语气助词，表肯定语气/语气助词，表句中停顿。D.以：连词，而来,表目的/连词，而,表修饰)
18.B(“在一切赏罚的执行上都要宽待百姓”错，文中是指在对功、罪的看法有“疑”时，不能妄下判断，要秉行“忠厚”原则)
19.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
评分标准：共3分。每错断、漏断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0.①然而为什么还要做到赏罚忠厚到极点，用什么来解释它呢?
②因此，处罚的时候，宁可从轻处罚而不能处罚过重;奖赏的时候，宁可从重奖赏而不能错失奖赏。
评分标准：①共3分。所以(为什么，……的原因)、至(极点，最高表现)、何以(用什么)，各1分;语句不通顺扣1分。②共4分。于是(因此)，刑(处罚)，宁(宁可)，薄、厚(轻、重)，各1分;语句不通顺扣1分。
《刑赏论》参考译文：
《尚书》中记载皋陶的说法：“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可疑时,宁可从重奖赏。”解释的人(指孔安国)说：处罚有可疑时要从轻处罚，奖赏有可疑时要从重奖赏，这是赏罚忠厚的到极点啊!(但是)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如果处罚轻就不一定能与罪行相抵;那些功劳小的人，如果奖赏重就不一定能与功劳相称。然而为什么还要做到赏罚忠厚到极点，用什么来解释它呢?
圣人治理天下，从家庭、乡里到朝廷都有教化，来带领天下的善行，那么犯罪的人就会减少;从小事、身边的事以至国家大事都有法度，来完成天下的事业，那么立功的人就会增多。在上用圣神深邃美好的德行来做君主，在下用道德整饬清明的士人做公卿百官，君臣相互匡助来想尽天下的谋虑，通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和观察事物来辨明天下事情的真假。在那个时候，人们有罪行和功劳时，官吏通过推究事情的原委来考察它的经过，通过核查事情的虚实来详知它的实情，然后把它禀告朝廷，加以惩罚、给予奖赏，那么对于功劳和过失还会有遗漏吗?然而当犯罪而加以惩罚，有功而加以奖赏时存在疑惑，凭借君臣的才能不是不足以拥有天下的智慧，凭借他们的谋虑不是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凭借他们的见闻不是不周知天下的故事，凭借他们官吏不是不能弄清天下的事情。然而拥有智慧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了解，能够详尽清楚地了解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洞察。一定会说，罪行有可疑而滥用刑罚，那么没有罪的人不一定能免于惩罚;功劳有可疑而没有奖赏，那么有功劳的人就不一定能得到酬报。因此，处罚的时候，宁可从轻处罚而不能处罚过重;奖赏的时候，宁可从重奖赏而不能错失奖赏。
古时施行教化来带领百姓，当他们有罪的时候，像这样宽恕他们;古时制定法度来引导百姓，当他们没有功劳的时候，像这样给以厚赏。可以说是尽力行善去爱护他们，尽力行道去接纳外物，不是忠厚到极点能这样吗?皋陶因此被舜称道，舜因此治理好天下。所以惩罚不一定要明察他的罪行;奖赏不一定要厚赏他的功劳，天下的百姓已经被他的忠心所教化，被他的仁厚所折服了。所以说：“与其错杀没有罪过的人，宁可犯不合常法的过失，不事杀戮的德行与民心相合。”圣人的品德施于百姓，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忠厚)啊。
到了周朝统治的时候，也制定了三宥三赦的法令，不敢决断有怀疑的事情，等到国家治理成功了，则忠直仁厚的教化推行到牛羊甚至草木。汉文帝也推行这一主张来减轻刑罚，随着它的推广，民风也回归仁厚了。推行的力度有轻重，而它的成效有大小，像这样的话，《尚书》中的观点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
醒心亭记 曾巩
①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②凡 公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③虽然，公之作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
④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宴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⑤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22．第①段交代了醒心亭的和。（2分）
23．简析第②段中景物描写的表达效果。（2分）
24．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2分）
A．本文写欧阳修以“醒心”名亭，而曾巩为之作记，并与欧阳修的文章《醉翁亭记》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以“乐”贯穿全篇。
B．第②段结尾句作者写了两个“善”。第一个“善”是说这个亭子建得好，可让游人在山水美景中乐而忘归；第二个“善”是说亭的名字取得好，“醒心”二字合乎造亭的初衷。
C．欧阳修的“醉”只是表象，“醒”方是实质，“乐”则是体现，而这种“乐”正是“一山之隅，一泉之旁”的山水之乐。
D．曾巩由写山水之乐，而论及“公之贤难遇”，一方面表现欧阳修虽被贬滁州，仍然忧国忧民，另一方面，也说明得意门生曾巩对恩师的内心世界了解得很清楚。
25．第③段“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中欧阳修所寄之“意”具体指什么？（3分）
26．简述本文的写作意图。（4分）
参考答案：
22．地理位置；得名原因。（2分）
23．表现醒心亭四周环境的优美，借景抒情，凸显了欧阳修及友人在山水间的乐趣。（2分）
24．C（作者认为欧阳修的乐并不在于“一山之隅，一泉之旁”的山水之乐，而在于国泰民安，以天下为己任的贤人达士之乐。）（2分）
25．欧阳公寄意于醒心亭者，是更远大宏阔的政治抱负：“吾君优游而无不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天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背得其宜”。（可以用自己的话概括） （3分）
26．（1）交代醒心亭命名的由来。（2）赞颂欧阳修忧国忧民的儒家仁政理想，以醒世人。
（3）表达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4）含蓄地抨击当权者，并藉此安慰处于逆境中的欧阳修。（4分）
译文：
在滁州的西南方，泉水的旁边，欧阳公出任知州的第二年，建筑凉亭叫“丰乐亭”，自己写了一篇丰乐亭记，来说明丰乐亭名称的由来。之后又径直在丰乐亭往东几百步，找到山势高的地方，建筑凉亭叫“醒心亭”，并且请我为它写一篇记事。
只 要欧阳公和宾客来游玩，一定会到丰乐亭饮酒。有人喝醉并且劳累了，就一定会到醒心亭观望风景，看到群山环绕，白云山岚水气滋生蔓延，一望无际的旷野，花草 树木茂盛，山泉岩石秀丽，让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有清新的感觉，他们的心也因惊奇而醒来，甚至久待而忘了回去。所以根据这样的事形成的原因为 它取名“醒心亭”，这是取自韩愈《北湖》一诗的句子。唉！他真可以说擅长从山泉之间获得乐趣，而且给它们取名来显示它们的实际情况，又是更擅长的了！
虽 然如此，欧阳公的快乐，我能形容。我们的国君在上能宽大化民，不用刑罚，我们的人民在下生活充裕，没有怨恨，天下的求学的人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地区鸟兽草 木生长都适当合宜，这才是欧阳修的快乐。而只是在一座山的角落、一池泉水的旁边，难道是欧阳公的快乐吗？这其实是欧阳公用来在这里寄寓他的理想呀。
像欧阳公的贤德，韩愈死后的数百年才有。现在与他同游的宾客都还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以后的百千年，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来参观他的遗迹，想要见他一面，却有没办法再见到的感叹(或说有比不上他的感叹)，然后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所以凡是与他在这里同游的人，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而我又可以借着文章寄托名声在他的文章之后，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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