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jwk.net--作文专题】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约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幼年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出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在故乡读书。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10岁，在故乡。《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青年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着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中年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坛。太史公谈议泰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着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着述。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后被释放。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着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着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为中书令。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56岁。
司马迁约于公元前90年前后去世。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2人物家世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着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司马错次孙）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着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前后，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
张尧：姑苏缘·枫桥怨(3)
然而这一缕幽怨我们可以认为是毫无价值的，甚至可谓于人于事都有一种消极作用，但是之于其复制品我们却不可否认它的价值，它那无比巨大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巨大会使得人生其他一切的成就以及得意都黯然失色。正如张继一样，我翻阅了诸多着作史传，都无从觅得他的成就，仅仅可考的是三十余首诗作，连生卒年都是谜团。试想如若《枫桥夜泊》并非出自张继之手，而是出自其他名师大儒之手，那么“张继”的名号能够在千余年后的今日社会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吗？而我们对于张继的钦佩难道是出于他的成就与经历？他一生的经历早已为人遗忘，他世间的成就早已如云烟过眼，而唯一得以永恒的是这首《枫桥夜泊》，这首在姑苏城外枫桥畔的客船中心怀揣万千幽怨的复制品。
看来悖论的存在，不仅仅是在幸福与人生之间，在人的一生里尚存在着诸多芜杂的悖论。而幸福与人生的悖论也许只是诸多悖论中的一个影射。现在值得我去深究的是个人追求目标与自我价值体现的悖论。其实，我们对于既定目标的积极追求，往往都是一种背道而驰：而我们在极不情愿万般无奈下的一种不经意间的宣泄与消遣，却阴差阳错地使得自我真正的价值得到完备而又永恒地体现。这是一个亘古未解无人得免的悖论。它的广泛性、恒久性以及特有的喜剧性，令太多的失意化为得意，让太多的幽怨化为精神果实，使得一直潜伏的真实价值在瞬息间得以体现，并且就此便不会衰竭；但同时亦使太多的繁华化为流水，太多的物质享受化为虚无，太多的声名显赫顿时落寞无闻终为浮光掠影。正因为这个悖论广泛而又恒久地存在，所以极度失意的人不会就此愤然绝世，偶然得意的人也不会汲然恋世。也正因为如此，再度落榜的张继不会挥袖绝尘，遁隐山林，他仍然忍耐着极大的幽怨，泊船于姑苏城外的枫桥，在无意间有意地去聆听夜半钟声，既而挥毫洒墨宣泄出亘古的情怀。也正因为如此，偶然惊梦的我，不会再去眷恋梦幻，而是幽幽地去承受那一缕幽怨，静静地思索人生的悖论，淡淡地去感悟曾经的姑苏之行。这一切似乎都出于一种偶然，但冥冥中这一切都是必然。
《枫桥夜泊》，假你之力，我无法排遣心怀里的幽怨，但我可以依凭张继所赋予你的永恒价值去寻求对于那一缕幽怨的诠释，以及追溯这一缕幽怨的泉源。此刻，皓月中天，这“月落”一词显然业已不当：此处地处偏僻，且又是现代文明社会，“乌啼”也是一种幻象；而“霜满天”又太过夸张；“江枫”“渔火”在我的家乡是无从得见的；“愁眠”对于我倒有些意味，但现今的我思绪万千，自然无法眠去；“姑苏城”“寒山寺”现今距我也有数百里，自然遥不可及；而唯一可及可得可感可悟的，只有那一缕缥缈的夜半钟声。是啊！正是这夜半钟声。我此刻方才恍然，我惊梦的缘由竟是这缕夜半钟声。
这缕夜半钟声缘起于姑苏城外的寒山寺，但发起的时刻却并非今夜，而是在千余年前那个“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夜半。不过它所抵达的时空却并非仅仅是唐朝或者今夜，而是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经历了冯谖的“长铗归来兮食无鱼”、屈原的《离骚》《天问》、贾谊的《吊屈原赋》《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在山东聊城市莘县人，一说生于山东菏泽市鄄城。191年（初平二年）曹操为东郡太守，治所在东武阳（今聊城市莘县朝城镇），眷属随之，192年曹植就出生在这里。三国曹魏着名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一、人物简介
曹植，字子建。自幼颖慧，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世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不拘礼法，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得立为世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
出自唐代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赏析】 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 参考资料： 1、 蘅塘退士 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156-158 2、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325-327 3、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75-580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光宅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解职归乡后受人所害，忧愤而死。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
一、生平简介
陈子昂（约659年-700年，一说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遂宁）人，初唐诗人，诗歌革新家。睿宗文明元年（684年）进士。因上书言事被武后赏识，授麟台正字。曾多次上书论政事，官至右拾遗。
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赅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适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不久应试得中进士，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干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旋迁右拾遗。
青年时期，他任侠使气，政治热情很高，“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十七、八岁开始折节读书，二十一岁入京，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二十四岁中进士，为武则天所赏识，任麟台正字，后升为右拾遗。而后随武攸宜东征契丹，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分裂的战争，多次进谏，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其时，他写下许多诗篇，反映边地人民的痛苦，抒发报国壮志无法实现的悲愤。东征之后，辞官回乡，后被人陷害，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一岁。今存《陈伯玉集》。
陈子昂生活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其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上承贞观、永征，下启开元、天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由一个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统治，她的梦想是当一个女皇帝，这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重重阻碍。她一掌权，就开始打击关陇贵族，扶持庶族地主势力，为他们打开了入朝做官的大门。而且，她还不拘一格，广开才路，大刀阔斧地破格提拔人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给地位低微的陈子昂提供了一个机遇，使他有机会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所以，陈子昂对武则天是忠心耿耿，坚决拥护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时期是在文学上酝酿着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唐朝以前的文学多追求形式和技巧，脱离现实，内容贫乏，文风浮糜。而唐初，由于六朝诗风相沿已久，积习已深，再加初唐百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统治阶级日趋荒淫享乐，他们需要一批御用文人来替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样，助长了浮糜文风的发展。这期间，虽有魏征、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等有识之士指出弊病，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作过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是不够彻底的。时代呼唤彻底的改革者，陈子昂异军突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
有《陈子昂集》，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中、《新唐书》卷一○七有传。
汉纪四十九 孝灵皇帝上之下熹平元年（壬子、172）
汉纪四十九 汉灵帝熹平元年（壬子，公元172年）
[1]春，正月，车驾上原陵。司徒掾陈留蔡邕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此之谓也。”
[1]春季，正月，灵帝前往光武帝原陵祭祀。司徒掾陈留郡人蔡邕说：“我曾经听说，古代君王从不到墓前祭祀。皇帝有上陵举行墓祭的礼仪，最初认为可以减损。而今亲眼看到墓祭的威仪，体察它的本来用意，方才了解明帝的至孝隐衷，的确不能取消。有的礼仪似乎多余，但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大概就是指此。”
[2]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年八十二。广周流四公，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极优，罢免未尝满岁，辄复升进。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2]三月壬戌（初八），太傅胡广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胡广，字伯始，历任太傅、太尉、司徒和司空，前后任职三十余年，曾侍奉过安、顺、冲、质、桓、灵等六个皇帝，受到极优厚的礼遇，每次被免职，不出一年，即又复职。他所聘用的大都是天下的知名人士，曾和他过去的部属陈蕃、李咸并列三公。他非常熟悉先朝的典章制度，通晓当代的朝廷规章，所以京都洛阳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不偏不倚有胡公。”然而，胡广温柔敦厚，谨小慎微，以此取媚朝廷，没有忠贞正直的气节，天下的人因此而轻视他。
[3]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3]五月己巳（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4]长乐太仆侯览坐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
[4]长乐太仆侯览因专权跋扈和骄横奢侈获罪，灵帝下令收回印信，侯览自杀。
[5]六月，京师大水。
[5]六月，京都洛阳发生大水灾。
[6]窦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忧思感疾，癸巳，崩于云台。宦者积怨窦氏，以衣车载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岂宜以贵人终乎！”于是发丧成礼。
[6]窦太后的母亲于比景病故，窦太后过度忧伤，思念成疾。癸巳（初十），在南宫云台去世。因宦官们对窦姓家族积怨甚深，所以用运载衣服的车，把窦太后的尸体运到洛阳城南的市舍，停放数日后，曹节、王甫想用贵人的礼仪来埋葬窦太后。灵帝说：“窦太后亲自拥立朕为皇帝，继承大业，怎么能用贵人的礼仪为她送终？”于是仍照皇太后的礼仪发丧。
节等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太尉李咸时病，扶舆而起，捣椒自随，谓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赵忠曰：“议当时定！”廷尉陈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球即下议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且冯贵人冢尝被发掘，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议，作色俯仰，蚩球曰：“陈廷尉建此议甚健！”球曰：“陈、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也！”李咸曰：“臣本谓宜尔，诚与意合。”于是公卿以下皆从球议。曹节、王甫犹争，以为：“梁后家犯恶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废卫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李咸复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家犯恶逆，而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卫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弃，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如旧制。”帝省奏，从之。
曹节等人又打算将窦太后埋葬到别处，而把冯贵人的尸体移来和桓帝合葬。灵帝下诏，召集三公、九卿等文武百官，在朝堂上集会议论，命中常侍赵忠监督集议。当时，太尉李咸正卧病在床，挣扎着抱病上车，并且随身携带了毒药，临走时对妻子说：“倘若皇太后不能随桓帝一同祭祀，我决不活着回家！”会议开始后，与会者数百人，互相观望了很久，没有人肯先发言。赵忠催促说：“议案应当迅速确定！”廷尉陈球说：“皇太后品德高尚，出身清白，以母仪治理天下，应该配享先帝，这是毫无疑问的。”赵忠笑着说：“那就请陈廷尉赶快执笔起草议案。”陈球立即下笔写道：“窦太后身处深宫之中，天赋聪明，兼备天下之母的仪容和品德。遭逢时世艰危，窦太后援立陛下为帝，继承皇家宗庙祭祀，功勋卓著。先帝去世后，不幸兴起大狱，窦太后被迁往空宫居住，过早离开人世。窦家虽然有罪，但事情并非太后主使发动。而今倘若改葬别处，确实使天下失望。并且冯贵人的坟墓曾经被盗贼发掘过，骨骸已经暴露，与贼寇尸骨混杂，魂灵蒙受污染。何况冯贵人对国家又没有任何功劳，怎么有资格配享至尊？”赵忠看完陈球起草的议案，气得脸色大变，全身发抖，嗤笑说：“陈廷尉起草的议案真好！”陈球回答说：“陈蕃、窦武既已遭受冤枉，窦太后又无缘无故地被幽禁，我一直很痛心，天下之人无不愤慨叹息！今天，我既然已经把话说了出来，即使是会议之后遭到报复，决不后悔，这正是我一向的愿望。”太尉李咸紧接着说：“我原来就认为应该如此，陈廷尉的议案和我的意见完全相同。”于是三公、九卿以下的文武百官全都赞成陈球的意见。曹节、王甫仍继续争辩，他们认为：“梁皇后为先帝正妻，后因梁家犯恶逆大罪，将梁皇后别葬在懿陵。汉武帝废黜正妻卫皇后，而以李夫人配享。现在窦家罪恶如此深重，怎么能和先帝合葬？”太尉李咸又向灵帝上书说：“我俯伏回想，章帝窦皇后陷害梁贵人，安帝阎皇后家犯恶逆大罪，然而和帝并没有提出将嫡母窦皇后改葬别处，顺帝也没有下诏贬降嫡母阎皇后。至于废黜卫皇后，那是武帝在世时亲自作出的决定，不可以用来相比。而今长乐太后一直拥有皇太后的尊号，又曾亲身临朝治理天下，况且援立陛下为帝，使皇位光大兴隆。皇太后既然把陛下当作儿子，陛下怎能不把皇太后当作母亲？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臣属没有贬谪君王的。所以应将窦太后与先帝合葬宣陵，一切都要遵从旧制。”灵帝看了奏章，完全采纳李咸的意见。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秋季，七月甲寅（初二），将窦太后安葬在宣陵，谥号为桓思皇后。
[7]有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代之。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又使以他事奏猛，论输左校。
[7]有人在朱雀门上书写，说：“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禁谋杀太后，三公、九卿，空受俸禄而不治事，没有人敢说忠言。”灵帝下诏，命司隶校尉刘猛负责追查搜捕，每十天作一次汇报。刘猛认为所书写的话与实际情况相符，因此不肯加紧搜捕。过了一月有余，仍然没有搜捕到书写的人犯。刘猛因此坐罪，被贬为谏议大夫，又任命御史中丞段接替刘猛。于是段派人四出追查搜捕，包括在太学游学的学生在内，逮捕和关押的有一千余人。曹节等人又指使段寻找别的借口弹劾刘猛，判处将他遣送到左校营罚服苦役。
初，司隶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荐于太常张奂，奂拒之，寓遂陷奂以党罪禁锢。奂尝与段争击羌，不相平，为司隶，欲逐奂归敦煌而害之；奂奏记哀请于，乃得免。
最初，前司隶校尉王寓依靠宦官的势力，曾请求太常张奂推荐，被张奂拒绝。王寓便诬陷张奂为党人，使他遭受禁锢，不许做官。而张奂跟段之间曾经因对西羌战争有过争执，互相怨恨不平。所以段担任司隶校尉以后，打算把张奂驱逐到敦煌郡，然后加以杀害。后因张奂向段写信苦苦哀求，才免于难。
初，魏郡李为司隶校尉，以旧怨杀扶风苏谦；谦子不韦瘗而不葬，变姓名，结客报仇。皓迁大司农，不韦匿于中，凿地旁达之寝室，杀其妾并小儿。大惧，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父冢，断取其头，标之于市。求捕不获，愤恚，呕血死。不韦遇赦还家，乃葬父行丧。张奂素睦于苏氏，而段与善，辟不韦为司隶从事，不韦惧，称病不诣。怒，使从事张贤就家
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推荐内容
香蕉文库网 http://www.xjwk.net
Copyright © 2002-2018 . 香蕉文库网 版权所有 闽ICP备150139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