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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是我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
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凡是学习好的都可以去报考；特别是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费，徒步到省城报考。
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是由于太兴奋，太紧张？还是没见过世面？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而不是“李仲揆”。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
无论怎样后悔，也已经晚了。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
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划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不真成了人们平时说到不相干的人而代用的“张三”、“李四”了吗！
第一次离家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急得鼻子尖都渗出了汗珠。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李仲揆端详着自己起的新名字，心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年轻的李四光，曾被派往日本学造船，派往英国改学地质，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不为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动，学成后毅然回国了。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为地质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在人们心中传为佳话。
1930年，一位失业的大学生在上海街头徘徊。他忽然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他熟悉的背影，那就是李四光老师。
奇怪，他的学生为什么能在背后很远就认出老师呢？
原来，李四光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所以，他的学生只看见他那走路的模样，就能认出他来。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但是当他一出现在爱人面前时，家庭的气氛马上就变了：他脸上白一道、黑一道的泥痕，总是让人看了好笑。每当这时，爱人总是开玩笑地问他一句：“又到哪儿演出了？”等到接过他的手提包，发现带去的馒头只咬了几口，爱人一切都明白了，眼里噙着泪水，赶快走进厨房去。
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1911年是侯德榜刚入清华学堂的第一年（也是最后一年，因为入学成绩特优，他只需要在清华学一年就可以去美国留学）。入学之前，他在符离集(出烧鸡的地方)铁路上工作了三年，1910年考上的清华，1911年去的。没办法，他家穷，侯家世代务农，他爷爷出于为未来的期望，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富清华、穷北大”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人还是比较看不起这个比较穷而且大一点的插班生的，别人可是在这个英文授课的学校里学了好多年了（清华学堂学制十年，第十年正常毕业就可以直接留学美国）。在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后，再没有看不起他了。就在这次考试上，他拿了十个满分。1913年，他去了MIT学化学。
河里在讨论皮革，其实最早的化学家颇有学制革出身的。刘楚青便是，侯德榜也学过制革，原因很简单，看到中国的原料就这么白白溜走，别人拿走钱就这么简单，心有不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制革，而不是制碱。
侯德榜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对那段日子他从未忘过。幼年家贫不能上学，就在私塾外面听。他天资甚高，学堂里面还没记住，他在外面过耳不忘，被教书先生视为奇才，原意免费收他这个学生。同样的故事还有一个人，是邢其毅的父亲刑端。我是在查邢其毅这个贵阳人和蔡智诚这个老乡的关系中了解到这段轶事的。邢其毅和蔡智诚没什么关系。因为刑端家贫且务农出身、属于寒门士子，二十一岁即中进士离开了贵州入翰林院（最后一批）并再没有回去过，这时候邢其毅最多刚出生。回到侯德榜上来，他彻底突破了苏尔维法的秘密之后，用英文写了《制碱工业》这本书，书的封面上，就是一个在南方稻田里，留着长辫子，脚蹬水车，手捧书本的英俊少年。这本书把苏尔维法从原理到工艺再到设备以及参数的设置写了个底掉，从此中国人，把原来一盎司黄金一磅的纯碱做成了白菜价。如果这是山寨货，那么我希望中国这样的山寨货越多越好。
干化学和化工实际上是两个方向，化学要考虑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化工要考虑的就多多了。比如能不能做大、做大了安不安全、成本合适不、哪条路线最合适、外交也要懂、经济也要懂、机械也要懂、建筑也要懂、烦也要烦死了。
说道侯德榜，那不可能不说“侯氏制碱法”。侯氏制碱法怎么来的呢？和我们的很多技术一样，被别人卡脖子逼出来的。
最早的纯碱，是英国人的苏尔维法在中国卖，因为只有一家，他可以随意定价。前面说了，最高的时候一盎司黄金一磅纯碱。这简直就是把纯碱当银子卖。1924年永利开车，把纯碱做成了普通原料。当时第一次开车，出来的纯碱竟然是红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基本失败了。不过学化学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从一闪而过的现象去探求本质。他意识到红色必定来源于设备中的铁，而中国人的原料纯度太高了，不像英国人用的那么差。于是他就在原料里面添加了一点点杂质（大家猜猜是什么？），雪白的纯碱便出来了。后来，他把这个秘密给了印度阿三，就是那个非常NB的塔塔集团。这个故事后面讲。他还去过南非，大家逼问一下橡树村，看看有没有故事。
苏尔维法对食盐的用量很大，产生的氯化钙又很多，氯化钙还没什么用处。开始的时候永利在南京，靠着长江和浙江的盐场，而且盐场用的多是范旭东（永利老板）的技术，这个缺点不明显。抗战以后，到了西南，就不行了。这里是井盐，比海盐贵多了，产量也跟不上要求。这时候德国人搞出了察安法，效率要高得多。于是当时范旭东派侯德榜带了一个团去德国商讨引进察安法的事情。没想到德国人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并且提出生产的纯碱不能在“满洲国”销售。不让进门还没什么，这个销售要求太欺负人了。代表团立刻离开德国，去了美国，手里只有两份专利说明书。侯氏制碱法的发明，就这样侯德榜在美国研究，手下人在香港做实验，另外的人在上海（租界）搞中试，靠着战争时期的通信，一点一点数百次的失败换来的。
说到这里，我们真是很幸运的，侯氏制碱法的中试是在1940年完成于上海租界，如果再晚一点，真不知道会再晚多少年。
侯德榜对中国化工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制碱法，他几乎搭起了整个三酸两碱的底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作为中国人聪明和勤劳的一方面。
侯德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技术班子赴美国考察采购和学习。在此期间，他们购到了制酸设备，以中国人特有的忍耐力，通过软磨硬泡的办法，学到了制酸的关键技术。还在购买硫酸设备时，“顺便”在该厂索要到与制酸无关的硫酸铵生产工艺图。然后掉过头，从另一厂家以废钢的价格买下一套硫酸铵生产设备。这一点，美国人的评价比较权威“他们太精明了”。设备运回中国，安装又没有大型设备，买设备只用一次显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侯德榜带人自己设计了一套。后来四个厂，硫酸、硝酸、硫酸铵、合成氨全部一次开车成功。
不幸的是，不久，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被打回去了，造成的破坏却一时半会恢复不了。首先要国民政府出面讨要被抢走的工厂设备，KMT嫌麻烦、拖着不办。侯德榜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造舆论；交涉好了，运回设备的时候，美国人要把日本人换上的零件卸下来，侯德榜说“强盗抢走的是一辆好汽车，还回来至少是能开的汽车，不能把强盗用坏而更换的零件再卸走呀”；争回来了，美国人要在日本口岸交割，侯德榜不同意，强盗抢走的东西要还就要还到家里来；对日本赔偿的工厂，要求“这些赔偿来的东西是八年抗战的成果，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地步，留给他们作为报复的资本。即使是破铜烂铁，只要回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
童第周是我国着名的生物学家、优秀的教育家，生前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小村里，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没有钱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家里边做些农活，边跟父亲学点文化。直到17岁，才在二哥的帮助下，进了宁波师范予科。可是第一学期考试成绩总平均分没有及格，学校让他退学或降级，经童第周再三请求，学校勉强答应试读半年。童第周发誓，一定要把成绩赶上去。童第周坚持顽强的学习。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在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以后，他更加勤奋学习，临近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生物系的高材生了。童第周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要攀登生物学的高峰，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度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寒尔。在欧洲着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来和你比，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象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
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象钟表工人那样细心，象绣花姑娘那样灵巧，象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驰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他干得又快又利落。
“成功了！成功了！”同学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4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姆指。而那位洋人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童第周谢绝了专家和同学们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来到四川宜宾一个村镇教书。在紧张的教学中始终没有忘记搞科学研究。可是，这里没有科学仪器，连一架显微镜也没有，没办法继续开展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小镇的旧货摊上他们看到了一架旧显微镜，但要价太贵，当时他们夫妻俩掏尽了口袋还凑不足一半，又向别人借了一些还不够，最后只好把他们的衣服拿去典当，好不容易才买回这架旧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但没有所需要的灯光照明，还是不能进行操作。他们只好把显微镜搬到室外，冬天利用雪地微弱的反光，他忘记了寒冷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夏天烈日当头，汗流浃背即使汗水滴在视镜上模糊了视线，或是风把一粒小沙子吹进了载物器，甚至占据了整个视野……童第周仍然坚持攻关。一般说来，每一个试验数据都要重复一、二次，而他往往要重复五、六次。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显微镜下，在这低矮的小土屋里，童第周却撰写了一篇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震惊了国内外生物界的学者。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童第周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比绣花针还细的玻璃注射针，把从鲫鱼的卵细胞中取出来的遗传因子，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金鱼的卵还没有小米粒大，做这样的实验该有多难啊！可是童第周成功了，结果孵化出的幼鱼中，有一条鱼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的单尾巴，说明鲫鱼的遗传基因，已经在金鱼卵中发生了作用。这种鱼因为是童第周创造出起的，因此，人们叫它“童鱼”。童第周的实验成果，给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童第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76岁高龄，却以年轻人的朝气投入了工作。他亲手制定了科研项目规划，绘制了美好的兰图。1979年3月，在浙江省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他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振兴，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期间，童第周一家来到了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他们靠着少得可怜的薪水生活。当时，童第周在一所大学教书，教书之余，童第周还继续着他的胚胎学研究工作。
要研究胚胎学，光靠空想不行，必要的实验是少不了的。做实验就得有实验设备，可上哪儿去弄这些设备呢？为此，童第周吃不香、睡不着，科学研究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不能搞科学研究就像要了他的命一般的难受。看着童第周的那股难受劲，全家都为他着急。
一天，童第周从外面回来，满面春风，他兴冲冲地告诉夫人叶毓芬，说他发现了一个宝贝。很长时间没见到过丈夫笑脸的夫人感到很奇怪，什么事值得丈夫这样高兴？她问道：“什么宝贝？”“我见到了一架显微镜，还是双筒显微镜！”“在哪儿？”夫人也激动起来，要知道，显微镜是进行胚胎学实验最主要的仪器，有了它，就可以做实验了。“在镇上的旧货摊上。”童第周边回答，边拉着夫人出门，他要让她和自己一起享受发现“宝贝”的喜悦。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旧货摊，果然，一架旧的双筒显微镜摆在那儿，似乎正在向他俩招手。
“请问，这架显微镜要多少钱？”
“六万块。”夫妇两人吃了一惊，这么贵？这个价钱相当于两人两年的薪水。
“这么贵？能不能便宜点？”
“不行，你们看，这还是德国货。”
老板打量着他们，凭经验断定，他们是真心想买的，所以要价比较高。
没办法，两人只好空手而归。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放在眼前，可是又不能得到。晚上，他们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
第二天，两人又到了旧货摊前，跟昨天一样，显微镜还在那儿。可唯一不同的是，老板居然还涨了价，要卖“六万五千块”了，理由是物价飞涨，昨天和今天的钱就是不一样。
同样，他们又是空手而归。接连几天，他们一趟又一趟地往旧货摊上跑，生怕心爱的显微镜被别人抢走。老板很不耐烦，后来干脆不理他们了。
夫妇俩下定决心，为了搞科研，这台显微镜非买不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他们就开始到处向亲友借钱，还变卖了不少衣服。“可是，我们说不定多少年都还不清这笔债呀！”夫人担心地说。“为了事业，宁可一辈子受苦！”童第周回答。
他们终于凑齐了65000元，买回了这台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就可以做实验了。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用显微镜时，必须要有灯光照明或者要有很明亮的阳光照明。童第周住的屋子又小又暗，因为是抗战时期，常常停电，怎么办呢？童第周想尽了办法，他和同事们把显微镜放在窗台上，阳光好的时候利用阳光照明，阳光不好又停电时，就用干电池作电源照明或用煤油灯照明。
显微镜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比如说，用茶杯、废弃的玻璃瓶、碗等来代替玻璃器皿。他们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用的瓶瓶罐罐中，做着科学实验，探索着生命的奥秘。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两弹一星，于1911年出生，2009年逝世。
他在出国以前读过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然后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最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学生。
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当新中国诞生以后，钱学森便和妻子商量提前回国，他们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将其扣留，当时的美国官员次长丹尼.金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着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六年级:245731017
同学们都知道，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着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着作、11本数学科普着作。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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