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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
孟浩然（689-740），男，汉族，唐代诗人。本名不详（一说名浩），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浩然，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着诗二百余首。孟浩然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
一、简介
孟浩然前半生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诗自适。曾隐居鹿门山。40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返襄阳。在长安时，与张九龄、王维、王昌龄交谊甚笃。有诗名。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以排遣仕途的失意。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而亡。孟浩然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其诗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而且是继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声。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超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但这类诗在孟诗中不多见。总的来说，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现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但窜有别人作品。新、旧《唐书》有传。与王维并称“王孟”。李白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芳。
人物生平
坎坷一生
孟浩然出生于公元689年（武后永昌元年）。出身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自幼苦学。年轻时隐居读书于鹿门山。25到35岁间，辞亲远行，漫游长江流域，广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开元十二年（724），因玄宗在洛，便往洛阳求仕，滞洛三年，一无所获。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十分欣赏孟浩然，于是邀请他参加饮宴，并向朝廷推荐他，孟浩然因为与朋友喝酒而错过了与韩朝宗的约定。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公元740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遭贬官途过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孟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
刚正志高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王维、李白、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杜甫等人也与他关系甚好。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或许是很重要的一点。
仕隐矛盾
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了求官的愿望。他虽然隐居林下，但仍与当时达官显官如张九龄等有往来，和诗人王维、李白、王昌龄也有酬唱。
他人咏评
闻一多评价孟浩然：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
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可见他在当时即享有盛名。他死后不到十年，诗集便两经编定，并送上“秘府”保存。现有《孟浩然集》。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东汉名士）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走路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歌》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此诗通过描写诗人夜归鹿门山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诗人的隐逸情怀。整首诗按照时空顺序，分别写了江边和山中两个场景，上个场景着眼于钟鸣、争渡、向江村、归鹿门等人物的动态描绘，下个场景侧重于月照、岩扉、松径等静态刻画，先动后静，以动衬静，写出鹿门清幽的景色，表现诗人恬静的心境，同时在清闲脱俗的隐逸情趣中也隐寓着孤寂无奈的情绪。全诗笔法顺畅，语言质朴，情感真挚。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也许，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文学创作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他的诗虽不如王诗题材广泛，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
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杜甫说他、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又赞叹他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皮日休则称：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何逊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郢州孟亭记》）其抒情之作，如《岁暮归南山》、《早寒江上有怀》、《与诸子登岘山》、《晚泊浔阳望庐山》、《万山潭作》等篇，往往点染空灵，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蕴藉深微，挹之不尽。严羽以禅喻诗，谓浩然之诗一味妙悟而已（《沧浪诗话·诗辨》）。清代王士碌推衍严氏绪论，标举神韵说，宗尚王孟，曾举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一诗作为范本，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分甘馀话》）盛唐田园山水诗，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有着新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诗派。其代表作家中以孟浩然年辈最长，开风气之先，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唐音癸签》引《吟谱》语）。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联，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并列，成为摹写洞庭壮观的名句。清代潘德舆曾指出：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然而这在孟诗中毕竟不多见，不能代表其风格的主要方面。总的说来，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苏轼说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是颇为中肯的。
孟襄阳虽为唐山水诗之始创者，然其成就却居王维下，何也？一因其才气不殆，二因其诗意常未若王维高远。孟浩然一生不仕，心有不甘，此情多发之于诗，令其诗每有寒俭处。而王摩诘一生出仕入仕，几经周折，于世情之变体味颇深，此情发之于诗，则往往意趣清远，无迹可寻。
虽则，孟诗亦自有其过人处。其诗之淡远处，既上继陶潜余绪，又不减王维。如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等句，真可谓清空自在，淡然有余，不愧山水诗中之佳制也。
孟浩然的诗描写田园风光，表达对农家生活的热爱，读来朴质感人。他与王维是盛唐时期的田园山水诗的代表人物。
诗作特色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
落景余清晖，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耶溪泛舟》）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万山潭作》）
诗不仅起着纪实的作用，而且融和了诗人新鲜的感受和天真的遐想。在他的眼光中，无论是沐浴在夕照清辉中的人物，还是嬉戏于水下岸边的鱼兽，寓目所见的一切，仿佛都化作会心的亲切的微笑。这些诗境，确有晶莹剔透之感。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中：“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是匡阜，势压九江雄。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嘉佑（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一、家世生平
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祖父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是宋代着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黄庭坚称他“真神仙中人”。
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
1056年（嘉佑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
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二、风格思想
1、诗
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诗篇，流传于后世的有2700多首。他的诗有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同情人民、关心生产。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脍炙人口。如《游金山寺》、《望湖楼醉书》、《望海楼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等，就细致地描绘了长江的夜色、江南的晴雨和西湖的胜景。《百步洪》、《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登州海市》等作品则逼真地描写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他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特点，还能写出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他在岭南写的农村景物诗就充分体现出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黄州寒食诗帖跋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善于从日常的生活和普通自然的小景中领悟新意妙理，从而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琴诗》、《题西林壁》、《泗州僧伽塔》等就是即景寄意。还有一些诗满含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的精神。此外，苏轼还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石苍舒醉墨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迭嶂图》等。
2、词
苏轼的词恰似北宋词坛的一阵清风，既影响了当代，又为词体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从现存的300多首词来看，苏轼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不仅用来写爱情、离别、旅游等，还用来描绘农村生活、报国壮志、贬居生涯等。他用笔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寄托自己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并在词中更多地倾入了自我个性。如《满江红》“江汉西来”就是一篇即景怀古的词，《定风纱》“莫听穿林打叶声”则是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在徐州，他写的五首《浣溪纱》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描绘了白叟、黄童、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不同的农村人物。
苏轼扩大词的内容，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等题材，无一不可入词。苏轼提高词的意境，扩大和开拓词境，提高格调，豪放词以外，也有清旷飘逸、空灵隽永、以至缠绵妩媚之作。[22]苏轼词风豪放（王国维曰“东坡之词旷”），将词“诗化”，笔力雄健，个性鲜明，展现出作者旷达、爽朗的个性，多毫情壮语，意气昂扬，感情奔放，想像丰富奇特。[23]体裁和音律上，苏轼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的生命。苏词作品往往有序，阐明词的内容，或作词的原委、时间、地点，事实分明。
3、议论文
苏轼散文中的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与《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一同被传诵为名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力求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轼在文学创作方面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在《答谢民师书》中，主张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更要敢于独创。他比较重视文学创作技巧的探讨，《答谢民师书》中写道“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这就触及到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他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他的文学观，致使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具有独到的成就。
4、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5、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三、代表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
词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书法作品
《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四、家庭成员
苏序（祖父）苏洵（父亲）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名二子说》说明替儿子命名的来由。
程氏（母亲）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十八岁时嫁时年十九岁的苏洵。婚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苏轼一生思想深受母亲影响。
兄弟姐妹（史书记载苏洵与程氏共有三子三女，然长子苏景先与长女、次女早夭）
苏八娘（姐姐）亦称苏小妹，苏轼之姐，长苏轼一岁，成年后嫁表兄，婚后不得志，抑郁而终。
苏辙（弟弟）苏轼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弗（妻）苏轼之妻，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的苏轼成婚，婚后二人恩爱甜蜜。结婚十一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苏轼四十岁时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亡妻。
王闰之（妻）王弗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苏轼。苏轼五十八岁时逝世，得年四十六。
王朝云（妾）原为歌妓。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十二岁的朝云，后收为侍妾。陪伴苏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后卒于绍圣三年，得年三十四。
子女苏迈，妻王弗所生
苏迨，妻王闰之所生
苏过，妻王闰之所生
苏遁，妾朝云所生，未满周岁而卒
五、人物轶闻
1、苏轼应考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2、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4、佛寺趣事
苏轼很早接触佛教，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37]在黄州时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
5、苏轼与美食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佑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
洪迈
【原文】
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书》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又曰：“我不可不监于有殷。”又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公作《无逸》，称商三宗。汉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贾山借秦为喻。贾谊请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观之。魏郑公上书于太宗云：“方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方隋之未亡，自谓必无亡。臣愿当今动静以隋为监。”马周云：“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张玄素谏太宗治洛阳宫曰：“乾阳毕功，隋人解体，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若此役不息，同归于乱耳!”考《诗》、《书》反载及汉、唐诸名臣之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
【译文】
臣僚引述古代的事例规劝君主时，应当选取时代较近的前代史实，这群事势相接，说的人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据，听的人足以引以为戒。《 诗经》
说：“殷监(同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即商朝)。”《 尚书》
说：“现在商朝已经葬送了自己的江山，我们周朝难道不深深地引以为鉴吗?”又说：“我不能不以商朝为信鉴。”又说：“谈乍爪幼天命的年欲不少了、只为不敬天事，不修其德，以致过早地亡了国。”周公旦作《无逸》
，文中称颂商朝的中宗、高宗和祖甲三位国王，汉高祖命群臣谈论自己为什么能得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天下，又命陆贾撰文论述秦朝之所以灭之的原因。张释之为汉文帝讲解秦、汉之间的历史，以此证明秦朝之所以失败，汉朝之所以成功的根源，贾山借秦朝作比喻，来说明朝代交替的原因。贾谊建议君主阅读有关商朝、周朝和秦朝历史的书籍。魏征给太宗上书说：“当隋朝尚未乱的时候，自以为必定不会灭亡;当隋朝尚未亡的时候，自以为必定不会亡。我希望现在的珍惜应以隋朝为鉴。”马周说：“隋炀帝嘲笑齐、魏亡国，今天看隋炀帝，也如同炀帝看齐、魏。”张玄素谏唐太宗整修洛阳宫说：“乾阳宫修成，隋朝瓦解，我担心陛下的过失比隋炀帝更甚。如果这项工程不停，我朝也将与隋朝一样陷于动乱!”《诗经》
和《 尚书》 所载，以及汉唐诸名臣的论述，是有国家之人的借鉴、负责谏议的大臣们也应当深入地学习，用心的体会。
【作者简介】
洪迈(1123——1202)，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洪皓第三子。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副丞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卒年八十，谥“文敏”。配张氏，兵部侍郎张渊道女、继配陈氏，均封和国夫人。南宋著名文学家。
王安石的散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炼、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象《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
欧阳修的散文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他的散文创作特点有三：1、文体多样，议论、叙事和抒情兼备；2、采“古文”与骈文之长，融成新的风格；3、富于变化，开阖自如，具有和谐的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
最能体现他散文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作品。他的这类散文，无论状物写景，或叙事怀人，都显得楚楚动人，如他最着名的《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四时的景色和早晚的变化以及人们游玩山间的情景，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抒发了一种解脱束缚后，从容怡然而又怅惘若失的情怀。《醉翁亭记》连同他的《鸣蝉赋》、《秋声赋》一样，都保持了骈文注重声律辞采的特点，散文句法的加入，又使得文章节奏变化协调、舒敛自如。
简约有法的叙事、迂徐有致的议论、曲折变化的章法、圆融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的语句，构成了欧阳修散文含蓄委婉的总体风格。
苏轼的散文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
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散文概述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着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着，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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