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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着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生平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毖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被车裂而死。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商鞅南门立木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贴邻的魏国就比秦国强，还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地方。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奋图强，首先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
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在卫国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得到秦孝公的接见。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
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来，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过了两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
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其实在商鞅树木立威之前，吴起也采用过同样的手段。在吴起人西河郡长官时，把一根木头立在城南，规定谁能推到木头就封他做长大夫的官。结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做的人也被封了官了。商鞅的做法流传下来而吴起的则没有。
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三点：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做了又一件震动朝野的事，那就是他执意废掉了原来的皇后王氏，改立他宠爱的武昭仪为皇后。这位武昭仪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则天是她退位后，唐中宗给她上的尊号，也是她死后的谥号。
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唐太宗召入宫，封为才人（唐代一种妃嫔的称号），赐号武媚。她称帝后，又特地造了一个“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人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
八旗的前身
中国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
八旗的建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
八旗的分类
清朝的八旗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主体是骑兵，他们的普通士兵分为三个等级，马兵，战兵和守兵，军饷依次降低。普通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男子十岁开始每三年可以参加考试，达标为守兵，享有军饷，以后每三年可以参加晋级考试，考试合格升入高一级，增加军饷。马兵，战兵和守兵是等级而不管你是否骑马。汉军八旗也叫乌真超哈（重装部队）其主要是炮兵。
八旗的方位
清代的八旗军，包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行军、驻营时所居的位置是固定的。据说是依“五行相克”说制订的。在《八旗通志》中有如下的记载：“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黑色难辩，故以蓝代之。”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东方属木，颜色为青，木能克土；南方属火，颜色为赤，火能生土克金；西方属金，颜色为白，金能生水克木；北方属水，颜色为黑，水能生木克火；中央属土，颜色为黄，土能生金克水。从五行所属的颜色和五行相克的角度讲，八旗所处的方位恰恰与五行相克的方位是一致的：两黄旗属土，土能克水，所以在北方；两红旗属火，火能克金，所以两红旗位于西方；两白旗属金，金能克木，所以两白旗位于东方；两蓝旗属水，水能克火，所以两蓝旗位于南方。
八旗的特点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的编制
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在全军出动时才有每牛录300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八旗的组成是满洲八旗300牛录，其中包括约100个已经满族化的蒙古牛录，纯粹满洲牛录仅210个。蒙古八旗129牛录和汉军八旗167牛录。终清一代牛录的数字增加不多。
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八旗的兴衰
八旗的兴衰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八旗与北京
在八旗当中，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直接由皇帝管辖；其余的五旗，则分由其它官员管辖，称做下五旗。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满洲八旗的主力则按旗驻扎在北京城内外，人们称之为“禁旅八旗”。除正阳门外，北京的八个城门都有八旗兵驻防。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北京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北面的德胜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由皇帝亲自指挥的正黄、镶黄两旗驻防，其余的城门，则由剩下的六旗兵按照各自的方位，分别把守。出于同样的道理，清朝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北京的北面多有以“旗”、“营”为名的地名，而其他三个方向少有类似地名的原因。
八旗制度给北京留下的历史遗迹还间接地烙印在了皇城之内，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我们总可以看到许多像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这样的地名，追根溯源，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地方曾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
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校场口，校场口附近还留存有校场头条至五条，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八旗兵练兵、习武的地方。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这些风韵无存的老胡同里时，刀光剑影的声声厮杀穿过了现代都市的阵阵喧嚣荡入耳畔，屋檐之下、门墩之后依稀若现五尺男儿们那威武矫健的身影。
想当年，德胜门外的西北这一带，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有军队驻守，理当太平，于是人们便称此地为太平营。解放以后这个当年的军营所在地被改名为北太平庄。今天的北太平庄军旅不在，容颜已改，只有太平依旧。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共存在了近三百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国家的重要军事支柱。古老的北京城，见证了它由盛及衰、由衰而亡的过程，而历史把这个见证绘记在了今天的地图之上。
八旗的渊源
众所周知，八旗制度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农业生产组织，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也许我们会想起，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上还有一个女真人所建立的王朝也创立过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那就是清朝的前身金朝，完彦阿骨打所创立的猛安谋克制。但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无疑是一种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完善。
早在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时，建州女真就有了自己的军队。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对女真原有的军事组织加以改造，组见了一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铁骑，并创立了八旗制度。
先是，女真人在出猎时，各出一支箭。十人中立一个总领；总领成牛录额真，后以牛录额真为官名。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将他的部族分为若干个牛录，每牛录统辖三百人。牛录额真已不是行猎时的小头目而成为女真部族的一级官员。牛录也不单单是围猎组织，也成为了军事组织。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建州女真军队初次整编，始设四旗，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员，并画一颜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的军队已不下五六万人。他将原有的四旗，扩为八旗。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参领），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都统）。每旗约七千五百人八旗总共有五六万人。每个固山有特定的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将固山译为旗。原有四旗用黄、白、蓝、红四种颜色做的旗帜有增添四旗。将原来的旗帜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为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不镶边的旗帜成为正旗，镶边的旗帜成为镶旗。从此八旗制度开始实行在女真军中。
到天命七年（1622年），始设的蒙古旗后发展为蒙古八旗。天聪五年（1631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将满州八旗中的汉军选出，另组建了汉军八旗。于是，满州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分为左右翼两旗，但统称为八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他还掌管行政、经济、和家族组织。牛录额真下设二人副职，并设四名拔什库，管理村屯。牛录额真及其副职管理牛录的军事、民政、经济、土地、诉讼、婚丧等事物但以军事为主。八旗兵丁“出则为兵，如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出征时要自备马匹、器械、粮草；俘获，掠来的财物按军功分配。
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以他为纽带，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经济、家族统治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按照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从而使分散的女真社会联结成为一体并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生气勃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的创立是少数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改革和一种创新。为清军最终问鼎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5—8题。
赵秉文，磁州滏阳人也。登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坐是久废。
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论参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卫王不能用，其秋果以败闻。贞祜初二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不许。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市肆已妄传其不用。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五年，复为礼部尚书，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①，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曰：“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
（选自《金史•赵秉文传》，有删节）
【注】①赦文：为赦免而写的文章，以昭告四方。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用：起用
B．坐是久废 坐：因为
C．权其低昂而出纳。 权：衡量
D．酌之以礼 酌：考虑
6．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表现赵秉文“尽心为国”的一组是（3分）
①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 ②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
③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 ④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
⑤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 ⑥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
A．①③⑤ B．②⑤⑥ C．①②④ D．③④⑥
7．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赵秉文为政有方，因政绩突出而升任邯郸令。任唐山令时因父亲去世而离职，后来皇帝采纳推荐者的意见，又起用他担任了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B．在平定州，赵秉文的前任用刑苛刻，盗贼并未因此减少。赵秉文到任后宽厚简明，旬月之间辖区盗贼全都不再出没了。
C．赵秉文曾建议出其不意攻打敌军守备空虚处，以解山西之围；还建议采取措施促进宝钞流通。其主张都为统治者所采纳。
D．赵秉文草拟的《开兴改元诏》，在洛阳的街头巷尾传诵，人们拜收诏书完后无不痛哭，他的文章感动人到了这样的地步。
8．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3分）
（2）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3分）
（3）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4分）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
元宵节是几月几日？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是中国汉族和部分兄弟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2016年元宵节是2月22日。元宵节是怎么来的呢?
元宵节的来历丨由来及传说
汉文帝纪念平吕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三元说”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上元节的由来，《岁时杂记》记载说，这是因循道教的陈规。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汉末道教的重要派别五斗米道崇奉的神为天官、地官、水官，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并以三元配三官，说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这样，正月十五日就被称为上元节。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故上元节要燃灯。
明帝点灯敬佛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这种说法主要是胡申生先生主编的《社会风俗三百题》中说：“佛教教义中把火光比作佛之威神，《无量寿经》有‘无量火焰，照耀无极’说法。在佛教教义中，灯一直是作为佛前的供具之一。而且佛教经典中反复宣传：‘百千灯明忏悔罪’(《菩萨藏经》)，‘为世灯明最福田’(《无量寿经》)。逢遇佛教盛会都要大明灯火。在佛教传说中，于正月十五张灯有关系的是有关佛祖神变的事迹。据《僧史略》载，佛祖释迦牟尼示现神变、降伏神魔是在西方12月30日，即东土正月十五日，为纪念佛祖神变，此日需举行燃灯法会。东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教，汉明帝就敕令正月十五佛祖神变之日燃灯，并亲自到寺院张灯，以示礼佛。自此以后，元宵灯便蔚然成风。”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此种观点站不住脚，认为佛教只是在这一天利用人们的节庆气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起源火把节
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而元宵节俗真正的动力是因为它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分道扬镳”这则成语的扬镳是举鞭驱马前进。分路前进，比喻各奔前程，各干各的事。
这个成语来源于《北史。魏诸宗室。河间公齐传》，子志与御史中尉争路，俱入见，而陈得失，高祖曰：“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
在南北朝的时候，北魏有一个名叫元齐的人，他很有才能，屡建功勋。皇帝非常敬重他，封他为河间公。
元齐有一个儿子叫元志。他聪慧过人，饱读诗书，是一个有才华但又很骄傲的年轻人。孝文帝很赏识他，任命他为洛阳令。
不久以后，孝文帝采纳了御史中尉李彪的建议，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搬迁到洛阳建都。这样一来，洛阳令成了“京兆尹”。
在洛阳，元志仗着自己的才能，对朝廷中某些学问不高的达官贵族，往往表示轻视。
有一次，元志出外游玩，正巧李彪的马车从对面飞快地驶来。照理，元志官职比李彪小，应该给李彪让路，但他一向看不起李彪，偏不让路。
李彪见他这样目中无人，当众责问元志：“我是御史中尉，官职比你大多了，你为什么不给我让路？”
元志并不买李彪的账，说；“我是洛阳的地方官，你在我眼中，不过是一个洛阳的住户，哪里有地方官给住户让路的道理呢？”
他们两个互不相让，争吵起来了。于是他们来到孝文帝那里评理。李彪说，他是“御史中尉”，洛阳的一个地方官怎敢同他对抗，居然不肯让道。元志说，他是国都所在地的长官，住在洛阳的人都编在他主管的户籍里，他怎可同普通的地方官一样向一个御史中尉让道呢？
孝文帝听了他们的争论，觉得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不能训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便笑着说：“洛阳是我的京城。我听了，感到你们各有各的道理。我认为你们可以分开走，各走各的，不就行吗？”
【原文】
秦、赵相距长平，赵王信秦反间，欲以赵奢之子括为将而代廉颇。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为然，及是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父子异志，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王许诺。括既将，悉变廉颇约束，兵败身死，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后唐龙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产，虽典宿卫，日与宾客博弈饮酒，未尝言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才。及吴越围常州，克宏请效死行阵，其母亦表称克宏有父风，可为将，苟不胜任，分甘孥戮。”元宗用为左武卫将军，使救常州，大破敌兵。
〔评〕括母不独知人，其论将处亦高。
括唯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尝言兵，政深于兵。赵母知败，柴母知胜，皆以其父决之，异哉!
【译文】
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两国的军队在长平列队对阵，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想要派赵奢的儿子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平素轻率谈论用兵，赵奢对此不以为然。赵括即将率兵启程的时候，他的母亲亲自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担当将领的职责。”赵王问：“为什么?”赵母说：“当初赵括的父亲在世为将时，想要去亲身侍奉他饮食的人就有十几个，和他结交为友的则有一百多位;国君以及宗室所赏赐的东西，先夫都会全都分给手下的官兵;每当接受君王的命令之后，便不问家事专心投入战事准备之中;现在赵括做了将军，军官们没有人敢抬头看他，君王一有了赏赐，他就全部拿回家中收藏起来;看到便宜的田宅，能买的就将它们买下来。他们父子的心志是不一样的，希望大王不要派他去。”赵王说：“你不要再多说了，孤王已经决定了。”赵母说：“既然大王已经决定，如果今后赵括做了不称职的事情，请不要治我的罪。”赵王答应了她。赵括代替廉颇做将军之后，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式，最后果真兵败身死，赵王因为有言在先，因此赵母并没有受到牵连。
南唐的龙武都虞侯柴克宏是柴再用的儿子。平素不善言谈但是喜欢帮助别人，平时不重视自家产业的经营，虽然他身为禁宫警卫，但是每天和朋友下棋喝酒，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论用兵之道，有人因此断定他绝非将帅之才。后来吴越围攻常州的时候，柴克宏请求准许自己随军御敌，他的母亲也上表章说儿子有乃父的风范，可以任命为将领，如果日后柴克宏有失职之处，愿意领罪受罚。元宗于是任命他为左武卫将军，让他救援常州，结果果真大破敌兵。
【评译】
赵母不仅了解自己的儿子，而且议论为将之道的见解也颇为高明。
正因为赵括只知道死读兵书，不懂得军事，因此才敢轻易地谈论兵事;柴克宏没有谈论过兵事，却是深懂得用兵之道。赵母知道自己的儿子带兵必定失败，柴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将必定成功，两位母亲都是从他们的父亲来评断儿子日后的作为，不能不令人称奇。
【注释】
①易：轻率。
②后唐：这里指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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