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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是广州商界的领袖。邹至庄自小从父亲处得到了两个最重要的教诲：一是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二是要有恒心和毅力，只有不断积累过往的经验并学习新的东西，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后来邹至庄自己从经济学中得到了另一条体会，即与别人共事，一定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他发现，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一门以个人主义哲学为灵魂的学科：单独决策要讲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决策则要讲求激励兼容，即设法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父亲教导的人生哲理与经济学理论原来也是“兼容”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事实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到待人处世的哲学。 邹至庄真正独立地进行经济学研究，是从寻找博士论文题目开始的，他感慨地说，这一过程非常不容易。事实上，不止他一人有类似的经验。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往往比写作过程更困难，因为题目太大可能无法驾驭，但题目太小又难出新意，它既要考人的判断力，而又与运气有关。 1951年，邹至庄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由于第一年就通过了学科考试，所以在1952年他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的一年，他既不用上课也不用读书，于是满怀把握，以为两年之内就可以把博士论文写完，谁知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竟还找不到合适的题目。 但邹至庄这样折腾一年，决非白白浪费，他得到了很多无形的训练。从写博士论文开始，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研究进程：先花时间把有关的经济理论弄清楚，然后再接触实际的数据资料，之后研究成果就会水到渠成地出来。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题目，那就是研究美国的汽车需求，因为他曾修读过“消费需求理论与计量”，对有关的理论相当熟悉，而且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就选择了汽车这种耐用品作为研究对象。 邹至庄最终在1955年完成了《美国汽车需求》，并在两年后（1957年）出版。围绕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曾发生过不少有益的争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作风向来以强悍着称，研讨会上的争辩更是从来不留情面，着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邹至庄的指导老师之一，他为人比较顽固，他们两人辩论的时候简直就跟吵架没两样。弗里德曼直嚷：“不对！不对！”但事后他又对邹至庄说：“要是你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不会和你吵；正因为你写得好，我才和你吵。”看来，能跟弗里德曼大吵一场也是要有资格才行的。 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着名的“邹氏检验”（Chowtest），邹至庄由此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对于如何做学问，邹至庄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只要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头脑清醒全力以赴地思考问题，就够了；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问题，有五个小时也可以了。至于思考什么问题，可以在每天起床时先考虑一下。如果对一个问题，每天都能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日积月累起来，几个月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对大的研究方向，邹至庄则觉得应以兴趣为主，机会为辅。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一定做不好。但如果光有兴趣，没有机会，也难以成事。不过总的来说，邹至庄认为，兴趣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曾有两家电脑公司为权益纷争而诉诸法院，请他和斯蒂格勒代表其中一家公司提供证词。这是份报酬非常优厚的差事，因为他代表公司去加州准备出庭，自出门那一刻开始计算，包括乘飞机、住宿旅馆的时间都算在里面，付给他们200美元的时薪，就是晚上在家里阅读有关文件、书籍也同样计费。但干到后来他深感厌倦，觉得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也就不想赚这钱了。官司前后持续了一年，结束的时候，他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邹至庄在促进中国与美国经济学界交流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84年的微观经济学暑期班结束后，他到华东一带旅游，其间，他写信给当时的高教司副司长兼北大教授夏自强、王复孙、王泽农三人，表示愿意与教育部合作，选派优秀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邹至庄回到美国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回复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在1984年底就开始了第一批留美学生的考试。第一批参试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63人经邹至庄安排出国，1985年开始正式派遣出国。自此至1988年的四年里，邹至庄一直都在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经济学。 但后来，邹至庄发现，经他选派出国的留学生，有95％之多，最终留在美国没有回去。同邹至庄一样热心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学物理学的李政道，在遇到同样的情况后十分不满。但邹至庄却有与李政道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首先，人们为争取出国，积极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因此使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得以迅速发展，仅仅是这一点，就已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受益不尽。其次，他觉得栽培留学生的目的，不应只将目光狭隘地局限在中国，而应看作是为世界培养人才。这些留学生不管最终留在美国还是中国，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益的。最后，留学生虽然留在美国，并不等于他们就不肯或不能为中国服务，有时短期回国讲学，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协助国内的学者到国外访问，及筹集国内学术活动所需之经费等等，都一样是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邹至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自由学者，坚信自由是个人进行抉择时所需遵循的最重要原则，因此，他不像李政道以及在国内协助学生出国的教育部官员那样，竭力说服留学生回国。如果有留学生去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一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作长远的考虑，以学生本人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邹至庄提出，只要中国内部的经济及其他环境改善，即使是外国学者也会不请自来，更不必说有着浓厚的报效国家的道德情结的中国人了。这大约也是一种经济学的思路吧。
钱学森是一位非常热爱祖国的科学家，在中国历史上永远记载着钱学森为了回国这一艰难的旅程。
钱学森早年留学美国，在火箭研究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1950年9月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立刻准备回国，可是美国政府却无条件将他扣留，并每晚每十分钟就有人来开一次灯，让钱学森无法休息。经过五年的奋斗，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从这篇文章中我体会到钱学森爷爷非常热爱祖国，为了回到祖国，他可以忍受五年的痛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为了能给祖国出一份力，为了能让祖国变得更强大，钱学森爷爷一直默默地学习，为的是这一天的到来。
钱学森爷爷不仅热爱祖国，还未新中国除了不少力！刚回国时就为一所科研学校买了做科学所需的工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祖国的科学力量强大了，才能让整个中国发展起来。他还一直默默地捐献着自己的金钱：1千、3千、100多万港币。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捐出那么多的钱，还是那颗爱国的心。他不仅造火箭，还造了航天飞船，，这是新中国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钱学森爷爷为我们为祖国付出了太多太多，他有一颗善良、乐于助人的心，更重要的是他那爱国的精神。
现在，有数也数不清的人在为祖国的将来而努力，而我们更是祖国将来的希望，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回报祖国！
江西赣州信丰县信丰一小六年级:刘展华
时光匆匆，却从未错过历史岁月如流。前不久，我读了《中国导弹之父》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钱学森坚持回国做贡献的事。读后，我感慨万千。
钱学森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如果留在美国，可能会担任美国航天事业的研究者。但如果回国，会过上比原来穷苦十倍的生活。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落后。可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因为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这是多么感人的话语啊！为了祖国，可以放弃一切，还不足以表达钱学森的爱国之情吗？可是当钱学森就要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却禁止钱学森回国！霸道的美国政府担心钱学森回国会损失自己的事业便下令逮捕钱学森。十天下来，他就瘦了十几斤。读到这儿，我充满了愤怒和同情。但钱学森不屈不挠，决不低头。在周总理的要求下，钱学森与美国当局斗争了五年终于回到了祖国。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应该学习钱学森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有坚定的决心的精神，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六年级:烟花终是瞬间
中国现在的，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八股取士，准确的说是“一次高考定终身”。
中高考就是一个坐标轴，在此之前我们拼命学习哪些所谓的知识，而在此之后我们又将“知识”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可曾想过，当我们学过这些知识后，又有多少人真正受益？我们正在成为考试机器，每天在浪费着大好青春而学习着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的知识。我们这些学生正在丢失着某些东西，准确的说是已经丢失了。我们不在因看到夕阳而觉得美丽，只觉得刺眼；不再因看到小鸟而觉得好奇，只是觉得无聊；不再因看到灾难而痛心，只觉得好奇，俗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物时，为何没有了该有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孤傲，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已将“想象力”、“责任心”、“爱心”都丢失了。因为我们的“教育”，我们已经变得没有了感觉。那我们对什么有感觉呢？对试卷？对考试？不，都不是。我们讨厌这些，恨之入骨。当我们想唱歌、想跳舞、想画画、想打球时，却被禁止了。到了中学就更糟糕了，学校在允许我们学习这些时，非常坚定的将我们打入差生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学习这些那绝对是“笨蛋”，无药可救了。在学校对这类艺术生、普通班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无畏者”说白了就是为学校做贡献的，主要是往学校里交钱。然后学校会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老师。学校对他们的希望就是不出大事，如果出了小事，这对学校来说无疑就是一次收钱的机会。那什么是小事呢？比如说：打架斗殴（前提是不出人命）、违反纪律等等，然后给你来个留校察看，只要你交钱，一切都没问题。那么学校重视什么呢？重视学习好的啊，就是考试能考高分的。然后把这部分“好学生”分到名校班，然后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老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们培养成考试机器，然后考高分为学校争光。
都说上了大学就有出路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有几个真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且不说这个，有的高材生连自己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抱负，纯粹扯淡。都说大学生有高素质，依我看那些所谓的高素质，出了会考试之外，别的就什么都不会了。说到大学生，我倒是想到一件令人心酸的事，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就再说说吧：“2010年12月12号，18位复旦大学生因在黄山景区未开发区探险不幸面临绝境，随后在安徽200多名民警经过9个多小时紧张搜救下，18命复旦大学生安全获救，就在护送其学生下山时24岁得民警张宁海为给一复旦女生让路不慎跌落悬崖牺牲。可是令人惊讶的是18位复旦大学生竟然对张宁海的牺牲反应十分冷淡，甚至连一声感谢都没有说就坐车回校。回校后他们一致拒绝参加张宁海烈士的追悼会。”堂堂的复旦大学生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我们的教育竟教育出了这种人渣中国教育的失败，中国之大不幸啊。我想大家都知道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谭良才和王茂华。2010年3月21号下午，江西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这二人成功救出5名孩子，令一名是被其他村民救出，但是王茂华献出了了年仅27岁的生命。这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什么叫高素质，不是以学历高低而分的，是以做人的基本原则而分。你以为你是某名牌大学就是高素质了，屁，你只不过是考试机器而已。说白了，你都不能算人，顶多算是机器人。当我们在痛惜王茂华时，可曾想过其他人当时在干什么，我想其他人在看热闹把，因为如果有很多人都去救人的话，也就不会有这场悲剧了。其实很多人认为救人是110、120、119的事，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这种现象很普遍，在某处事故现场往往人很多，但是救人的却很少。在一些犯罪现场，往往在警察来后没有人了，因为他们怕担责任。或许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会担责任？问有这类疑问的朋友一个问题，当你看到路边有一个摔倒的老人，你会管吗？如果你管，你可真傻得可爱，因为会被人讹上的。奥，看看我们的中国国民都什么素质。
我们再回头说大学，当我们在拼命地为高考学习时，大学里却出现了新生“退学潮”，例如：2010年11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现了38名新生弃学，包括一名博士生。另外还有36名研究生推迟明年入学。再有就是中国武汉地质大学在开学一个月后，有29人未办理入学手续，包括4名博士生。再如武汉大学，有63人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其中包括14人选择出国。说到出国，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老是往国外跑，却很少见有外国朋友来中国留学。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梦寐以求的清华北大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真的很可怜我们这些学生接受的高等教育粗糙而且缺乏创新，陈旧而且远离实践。或许有有朋友要问了，学生不是有实验课吗。有实验课那是好的，有的都没有。平时老师只是吧结论告诉学生，等到上边来查了，就压着我们做“打印机”，就是抄实验报告。我记得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可以没有大楼但是不能没有大师。但是中国却恰恰相反，随着钱学森、季羡林、任继愈、钱长伟等一位位大师的相继谢世，我们的大学只剩下一座座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大楼了。钱学森走了，但是“钱氏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却在我们心中隐隐作痛，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教育很失败。民国38年间，全国共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10年一年毕业人数达到了630万，是民国时期900多倍。可是却出不了想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人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有大部分人认为上不了大学就没有希望了，其实这是错误的。举个例子：给你两份名单：第一份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李渔、洪
这是个极为平常的周末，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周末才叫做特别。
空气燥热，阳光比人还要慵懒。午饭后无意间看到新闻，上面用极短的篇幅报道了几个小时前的NBA全明星新秀赛。我才恍然想起，这个周末其实是我在看完去年的比赛后，跟朋友们顺便聊起的那个明年。不过，现在已经人走茶凉，甚至最好的朋友也不在同一个城市。我也忘记了这个所有球迷都记得守着屏幕的周末。
我的空间主页右边是一排正经的篮球评论家。我之所以加上正经这个词，是因为这样的专家在中国已经不多了，我甚至怀疑中国的专家数量是要比人数还多的。特别是在医疗方面，好像任何一个世界性的疑难杂症，包括世界的性疑难杂症，都可以在小地方的小医院的大专家手里治愈，屡试不爽。如果你问这样的专家在何方，那么出门左拐，就在那根电线杆子上。不过篮球方面，我刚刚说的那些人，是权威的。甚至是中国服务于央视的人员当中，少有的几个同时被民间认同的。
他们说篮球说得比我好。我便识趣，今日不说篮球。我说——
隔洋大概一万二千里的彼岸，在人们都没注意，甚至是对其置之不理的时候。这个一度被抛之角落的种子居然开花了。起先人们还以为是紫茎罗兰，仔细一看，它居然是紫罗兰！再一看，以为是MadeInChina，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没得”InChina。
如果你在这半个月内接受信息的功能没有和云南的雨水一样消失的话，你便知道我说的是谁。他叫林书豪。是一个同，李政道丁肇中一样的美籍华人。他的成功并不神奇，神奇的是在默默无闻和悄无声息中成功。类似你得知了高考成绩后，却发现应届的第一名是你的那个差生同桌。
我觉得幸运。不是因为他的中国籍，倒是因为他没有生长在中国。我不是不爱国，而是我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青年佝偻了背，近视了眼，到头来最好也就混得个三好少年，四有青年，还有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混的不好的，怕连青春也谈不上有。
和我一样，多数业余打球者是非常眼红美国的，我并不忌讳这么说。其实这与爱国无关，只是与爱好有关。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几乎所有人的爱好，甚至理想，都只能存活在最最深的心底，而且是20多岁以前的保质期，否则便永远无望。哪怕你的梦想是当个清官。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高的高度，因为这个我们都颤栗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某一平方分米上。
时至今日，初级阶段已经是不是一个好理由了，因为我们都不小心看见了领导几天一换的女人，几年一换的房产，和十几年一换的政府大楼。即便如此，我觉得我是爱国的。因为我从未对它失望过，我一直尽力去找这个国度的发光点。而且我觉得所有爱国者都应该眼红彼岸。因为演员总是不愿意潜规则；足球迷总是希望公正，哪怕球技可以稍差；学生总是希望制度改革……爱国，便是坚定和希望。舆论之下，便会有前进，哪怕只是一米，一分米，一厘米。至少没有后退。舆论是什么东西？你看看镜子便知。
没有一个国家是教育弱而国力强的。因为教育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所谓的什么劣根性，什么传统，什么习俗，全部都是教育加上社会得出的和。教育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这是国家的希望，亦或是一个国家的失望、绝望。梁启超有一篇《少年中国说》，阐述少年便是中国，什么样的少年早就怎么样的中国。在我看来，梁先生阐之未尽，其实同样，什么样的中国便孕育什么样的少年。
我是肯定不会入仕的。那么，在百姓的力量已经无法改变的时候，便拜托那些玩命想考公务员的人了。俗语“南橘北枳”，这是一棵中国种子，竟然在美国绽放，还如此艳丽。——何况在厄尔尼诺如此严重的今天，气候已经改变。
彼岸花，此岸观。他只可远观，我们补课写完研。
楚雄一中高一:李志文
当今，很多优秀学者都认为；个人的学习成功与否在那个学校无关。朋友你怎样认为呢？你听说过诺贝尔奖吗？那是着名的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建立的科学文化基金，将年利息为（约二十万美元）用于世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文学及和平事业上，迄今已有四百多人受益，诺贝尔奖已成为科学领域中最高荣誉。然而，你是否察觉过，一个殃殃大国——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得过诺贝尔奖。外籍华人有以下等人：1957年李政道和杨政宇因“发现宇称原理的破坏”李哲——朱棣——崔琪——英籍华人高琨——“光纤之父”等等外籍华人。就中国人来说这个不是本国的荣誉。他们（获奖得者）都是受外国教育而成功的。外国着名大学法国——剑桥大学意大利——比萨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等都是人才出生之地，由此看来中国的教育事业比不上发达国家，并不是中国人无能，而是受教育不符当今世界形式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教育事业也是由于近代历史原因导制不如外国发达国家。但是华夏人民正在发展中，相信不久的将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将会登上世界前列。做为农村的学生，受教育就更比不上城市，农村的发展需要有优秀学校来培养人才，因为中华大都是农村，国家的发展农村也应当发展，当今的教育事业发展迫在眉捷。所以，我们并不能认识随便学校都好，其实它们的教学质量都是不同的。高等校，培养高等人才
拉初三：依风
机场内，小雪刚下飞机就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只见小雪身着一身Vchasx最新设计的无袖贴身夏装连衣裙，鞋子贵的要死，最令人注目的是脖子上带着的“蓝馨之泪“（沫沫：全球只有3个哦！！当然，是我们的女主角设计的），小雪知道接下来草痴们会蜂拥而来，所以立马闪人，打电话叫蝶开跑车来接她……
到达别墅后，小雪发现内部装潢很漂亮，”看来蝶花了一番心思哦“小雪决定给然而打电话：”然儿，你什么时候来啊？处理完公司事务后，哦，知道了，我通知琳吧，好，88“，“这个臭琳，还在英国呆着，我都从韩国回来了，她还不回来，一定要整整她”这时身在英国的琳突然感觉身上不对劲，这种感觉业说不出来，电话响了，“喂，什么？雪你等着，我马上买机票回国，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救你！嘟嘟嘟嘟……”此时琳还不知道这只是雪的小把戏而已，可是好戏还在后头呢，可怜的琳啊！
五年级:雪沫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想当年，我们的国家是多么的腐败，许多国家都侵入我国。例如：我国的颐和园里有许多财宝、丝绸……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使我国的东西被外国军人抢走了。现在，我们还要用重金买回自己的东西，真是气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自豪。如今，我们中国站起来了！我们不会被外国人嘲笑，“东亚病夫”不在是我们！董存瑞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江姐为了不让日本人知道情报，宁死不屈；许海峰在奥运会上打破我国“0”的记录，使我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徐徐升起……这些故事能不让我们自豪吗？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自强不息，勇攀高峰。说到自强不息，我想起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小时候家里很穷，天天一日三餐就是高粱、野菜和水。加上家中人少地少，奶奶二十多岁时，便去赚钱，她几乎用遍了“三十六计”。卖过野草、木柴，做过小点……我一直觉得，奶奶是茫茫众生中的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但是她的朴实和她的自强不息，是许多中国人的榜样。虽然奶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我很爱奶奶，很尊敬奶奶。再看看杨利伟、杨振宁、李政道、张海迪、桑兰，这些耳熟能详的人，不都是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中国人的代表吗？他们不仅仅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榜样，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人，亦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人，亦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精神。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
安徽蚌埠新城实验学校初一:taoyishu
“大千宇宙，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表云志，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这是阎肃老爷子对你的高度评价。但我们并不惊讶于这种赞叹，因为如果换成那个人，都会发出此言，你的姓名——钱学森，已深深印入国人心中，无论你的成就还是你的情怀，都能使人为之一震。
1911年12月11日，你在上海非常平淡地出生了，带来的只不过是全家人的兴奋和喜悦，可谁能料到，几十年后，你带来的却是全国人民的欢呼和外国人的惊讶！
求学时的你，可以用“天道酬勤”来形容，是的你很勤奋，想当初你就报着像周恩来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气吧！理所当然，你成功了，先在国内考取了交通大学，然后，于1935年到英国留学，先后读了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学院。
在交大这个以“严”字着称的校园读书时，考80分的都不算好学生，而你却能出类拔萃，考到科科上95分，一册《分析化学》你竟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着实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时刻地秉着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你结识了一位知识渊博的教授——冯.卡门，这位良师对你的问题总是必答，继而把你推向了一个新的制高点，考上了博士学位，不知你拿到那又轻又重的证书时，是感到成功的喜悦，还是感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弊闷，还是柳枝划过石头青苔般的幽幽迷惘，这些，我无从知晓。
1945年在冯.卡门的推荐下，你当上了麻省理工科学院的终身教授，那年你才26岁。可4年后的10月1日，你的祖国成立了。
每个人的心沸腾了！都想回国献出自己的一丝力量，你也是这样，可这个想法立马被打消，因为美国政府下达强制命令“不准回国！”那时美国还是扶中国发展呀！“无论他走到哪儿，都当得上5个师的火力”，“宁可枪毙他，也不让他回国”，这是美国最初的口吻。可浓浓的爱国情怎能改变？“我一定要回国！”这个念头就在你脑海里燃烧了，而且愈演愈烈，这种豪气，美国政府不得不将你囚禁，可能服？钱学森，你个好男儿，你个铁骨铮铮的赤血好男儿！在狱中，你仍不忘科研，且仍不忘祖国。你的心永远都在中国版图上！你可曾放弃？想在美国安居乐业，当个华侨？不！你永远不会的！你的心，全世界都知道，心里一直都对美国进行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般的斗争。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件事引发了全异界人民的不满，以及周恩来的谈判，最后，美国才不情愿地将你送上了飞机，临飞前，还缴光了你800公斤的资料！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以鄙夷的目光盯着这群人，用一口地道的中文说：“我还有脑子！”
回国后，你跟邓稼先等人合力研制，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短短十二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氢弹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终于实现了理想，把中国国防推到世界前列，你真是我们“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
钱学森，你创造了无数神话，我们现在吃的饭，用的笔，都是你的见证，你的“两弹一星”造福了十四亿人民，所以说，钱学森先生，我向你致敬！
初一:王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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