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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的神创论等谬说十分厌烦，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828年的一天，他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他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他措手不及，迅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他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哪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他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达尔文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他的学校剑桥大学走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为“达尔文”。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
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
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着《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部着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
共产主义者化学家肖莱马，当卡尔·肖莱马还健在时，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这样称赞他：“这位朋友既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在肖莱马逝世后，恩格斯特意为他写了一篇传记性的悼文，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全面的评价。为什么肖莱马能获得恩格斯的这么高的评价呢？
从学徒工到化学家
卡尔·肖莱马于1834年9月30日诞生于德国黑森林州达姆斯塔德城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父亲约翰是个穷木匠，母亲罗特是个纯朴的家庭妇女，他们一共有9个孩子，卡尔是最大的孩子。1850年卡尔争取到本城一所职业学校受教育，可是到1853年就回家境困难而辍学。他非常喜欢化学，因此他来到一家药房当学徒。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成为药剂师的得力助手。1856年他来到海德堡一家药店当配药助手，在海德堡大学，着名的化学家本生正在主讲化学，肖莱马想方设法去旁听本生的演讲。本生的精湛实验演示和生动的报告使肖莱马更向往化学，这时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作一名化学家。
1859年，他仅靠自己谋生所积蓄的钱，投考着名化学家李比希主持的吉森大学化学系。这是当时全世界青年化学家所向往的圣地。又因学费不足，肖莱马只读了一个学期便离开了学校。好在这一学期里，由于他的发奋努力，学完了作为实验基础的分析化学课，通过学习和训练，他基本上掌握了化学实验的技巧。同时在这学期内，他还听了着名化学史家柯普的化学史课程，初步培养了他对科学史的爱好。离校和失业并没有影响肖莱马对化学科学的追求。此时恰逢英国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化学教授罗斯科招聘一名私人的实验助手，肖莱马闻讯立即赶赴英国，只身远离祖国，来到英国这一工业城市，经过努力终于成为罗斯科的实验助手。在这里他很满意，一是可以继续学习化学的有关课程，二是可以更多地、又是独立地进行化学实验。从这时起，肖莱马总算实现了他的宿愿，步入了化学研究的大门。他一面自学，一面研究，很快取得到了许多成果，
1871年被破格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4年成为欧文斯学院的第一个有机化学教授。他在英国定居了30多年，一直到1892年逝世。
有机化学的奠基人
肖莱马对有机化学发展最主要的贡献是对脂肪烃的系统研究。从1862年起，他从煤焦油和石油中先分离出戊烷、己烷、庚烷和辛烷，仔细地测定了这些脂肪烷烃的沸点等物理常数，分析了它们的元素组成，并通过测定其蒸汽密度求出了其分子量。随后他继续对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直到辛烷都作了深入研究，又通过卤化、水解、氧化、酯化等反应制备并考察了这些烷烃的衍生物，如卤化物、饱和一元醇、脂肪酸、醛、酮及酯等，实现了一系列有机合成。这种系统的基础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脂肪烃的认识。在他以前，化学家只对个别的、最低的几种烷烃进行过研究，人们对脂肪烃的认识是零散和无规律的。正是肖莱马开创了脂肪烃、包括高级烃在内的系统研究，可以说今天我们对脂肪烃的有关知识，最初就是由肖莱马提供的。为了了解和掌握脂肪烃的系统知识，肖莱马不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且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由于各种脂肪烃的知识还是空白，实验研究中发生爆炸事故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恩格斯描绘肖莱马时说：“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而丧失视力。”
1357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提出了碳原子是四价和碳原子间可以相互连成键状的学说。这学说是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也是有机化学发展的关键点。然而这学说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并没有立即为广大化学家所接受，特别对于碳原子的四价是否等同，碳原子间又是如何相连。认识很不统一。最伤脑筋的是如何运用这一学说来解释有机化学中大量存在的异构现象。在当时有人就认为碳的四价是相异的，并以此来解释同分异构现象。有人认为乙烷存在CH3一CH3（甲基）和CH3一H（氢化乙基）两种异构物，并由此推广认为CnH2n+2烷烃也应有类似的两个系列的异构物。为此肖莱马选择了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攻关对象。1862-1864年3年里，他做了大量的相关实验，最后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碳原子的四价的同一性，推翻了上述关于烷烃存在两个结构系列的假定，清楚地阐明正因为碳原子以其等同的四价与其它碳原子作不同的排列，才呈现出不同的结构而产生异构现象。肖莱马的这一工作对于化学结构理论的推广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表明肖莱马在科学研究中是勇敢的和有革新精神的。肖莱马在弄清了异构现象后，转向了对同系物现象的研究。经过扎实、细致的实验研究，他发现了一条定律，恩格斯把它称为“CnH2n+2系列碳氢化合物的沸点定律”该定律指出烷烃分子随着碳原子的增加，沸点逐步升高，直链烷烃与具有同样碳原子数的支链烷烃相比，具有更高的沸点。这一定律清楚他说明有机物性质与其结构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即有机物的性质受其化学结构所制约。
此外肖莱马在脂肪醇方面的研究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他发现了将仲醇转变成伯醇的普遍反应，有人称这反应为肖莱马反应。这个反应后来在有机合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1872年，为了便于教学，他亲自编写了一本具有独创性的《碳化合物的化学教程》。这本书是完全按着有机化学结构理论而写成的优秀教利书，在欧洲很受欢迎。1877年，肖莱马和罗斯科合作编写了《化学教程大全》。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化学教本，全书共9卷，到肖莱马去世后才出齐，至本世纪20年代先后发行了5版。恩格斯在谈到这本书时指出：“他的巨着化学教程，虽然是他和罗斯科合着的，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是所有的化学家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着作。”
“快乐的农夫”
1859年秋，到英国后不久，经人介绍肖莱马认识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频频的来往使他们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肖菜马为人诚挚而谦逊，幽默而乐观，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喜欢他，给他取了“快乐的农夫”的浑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肖莱马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历史理论，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就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他多次充当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络员来往于欧洲各国，因此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都知道肖莱马。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肖莱马始终坚定地站在马，恩一边。肖荣马生前未曾结婚，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事业上，同时他还把他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党和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在党内赢得很高的威信。恩格斯高度地赞扬了肖莱马的高尚品质，说：“这真是我长期以来认识的最好的人中的一位。”作为化学家，肖莱马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他在研究化学时，能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观点来观察和思考。他用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去解释烷烃中的同系物现象。他从有机合成的成就和发展趋势预见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未来远景。特别是他运用了唯物史观认真地研究了化学史，他在1879年用英文发表的着作《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他的一次尝试和一项重要成果。该书1885年被译成法文，1889年作者又出版了此书的德文版。此书的英文增订版是作者逝世后的1894年出版的，由此可见该书深受欢迎。本来肖莱马还要撰写一部化学通史，可是直到他逝世，他只完成了六七百页的手稿。困为工作太忙以及他的早逝，这部有许多新观点的作品未能面世，实在可惜。
通过化学史的研究，肖莱马明确地指出：“化学的发展是按辩证法规律进行的。”他还用了化学史上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利学的发展对生产实践的依赖性和促进作用及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当深受化学传统中的经验论影响的德国化学家柯尔贝反对荷兰化学家范霍夫提出的立体化学学说时，肖莱马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立体化学学说的立场，明确指出：为发展自然科学，就需要有新的假说：要建立新的假说，就需要理论思维。假说有的可能是错的，有的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就能成为科学的理论。化学家离开了理论思维，单靠实验是不能成为好的化学家的。在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时，肖莱马又指出，不要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教条，因为它也要按辩证法规律不断发展。当新的实验事实与现有理论发生矛盾时，首先应尊重事实，提出新的假说，本应墨守旧的理论框框。
肖莱马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内，特别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考察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他在欧文斯学院还专门开设了化学史和化学哲学两门课，这两门新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因为从中他们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而是智慧和思想的启示。从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知道肖莱马参与讨论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肖莱马在信纸边上写上了注语，表示他完全同意恩格斯提出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自然科学只有通过物体的联系及其运动来考察，才能认识物体的辩证关系。由此可见肖莱马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关系，实际上肖莱马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科学问题的一个顾问。
正当革命和科学事业都需要肖莱马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无情的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1892年6月27日肖莱马与世长辞，终年58岁。恩格斯专程前来参加葬礼，并代表党的执委会在墓前献上花圈。参加葬礼的还有欧文斯学院的全体教师和他的许多学生。后来为了纪念他，欧文斯学院创建“卡尔·肖莱马化学实验室”以示永久纪念。
李四光是我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
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凡是学习好的都可以去报考；特别是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费，徒步到省城报考。
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是由于太兴奋，太紧张？还是没见过世面？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而不是“李仲揆”。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
无论怎样后悔，也已经晚了。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
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划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不真成了人们平时说到不相干的人而代用的“张三”、“李四”了吗！
第一次离家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急得鼻子尖都渗出了汗珠。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李仲揆端详着自己起的新名字，心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年轻的李四光，曾被派往日本学造船，派往英国改学地质，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不为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动，学成后毅然回国了。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为地质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在人们心中传为佳话。
1930年，一位失业的大学生在上海街头徘徊。他忽然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他熟悉的背影，那就是李四光老师。
奇怪，他的学生为什么能在背后很远就认出老师呢？
原来，李四光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所以，他的学生只看见他那走路的模样，就能认出他来。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但是当他一出现在爱人面前时，家庭的气氛马上就变了：他脸上白一道、黑一道的泥痕，总是让人看了好笑。每当这时，爱人总是开玩笑地问他一句：“又到哪儿演出了？”等到接过他的手提包，发现带去的馒头只咬了几口，爱人一切都明白了，眼里噙着泪水，赶快走进厨房去。
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金刚石作为一种稀有的贵重物品，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重要象征。
在大自然中，金刚石以极少的矿藏量深埋在地底下。偏偏是这种少得出奇的金刚石具有世界万物中独一无二的特性：它是自然界中最硬的一种矿石。金刚石的这一特性，使它具有广泛的社会用途：有人将它镶嵌在金光闪闪的戒指、耳环等首饰中，以象征坚贞不渝的爱情；有人把它制成锋利无比的金刚钻，用来切割钢铁、玻璃等等。
可是，储量如此稀缺的金刚石，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它的巨大需求。渴望拥有金刚石的人往往会天真地想，要是有一天金刚石能成为大量存在的物品，那该多好！
1893年，法国科学院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法国化学家莫瓦桑研制出了人造金刚石！
片刻间，这一爆炸性的特大喜讯传遍全法国，传遍全世界。人们轰动了，法国轰动了，世界轰动了！莫瓦桑一下成为新闻媒介的焦点，成为人们心目中巨额财富的生产者，在法国，甚至有人称他为“世界富翁”。
早在发明人造金刚石之前，莫瓦桑已经是法国一位颇负盛名的化学家了。1886年，莫瓦桑首先制取了单质氟。6年后。他又发明了高温电炉。不过，莫瓦桑并没有被鲜花和荣誉绊住前进的步伐，在科学的道路上，他仍旧一如既往地孜孜进取。
有一次，莫瓦桑准备进行一项化学实验，需要用一种镶有金刚石的特殊器具。这种器具非常昂贵，因此实验室里的助手们倍加爱护。
早上，莫瓦桑来到实验室，做好实验前的准备工作。这时，各项仪器都准备好了，却找不到那镶有金刚石的昂贵器具。奇怪，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助手突然惊叫起来：“啊？门好像被撬过了！莫非有小偷光顾？”
莫瓦桑仔细一看，可不是，门锁很明显被人撬开过。进实验室前，谁也没有留意到。这么说，小偷看上那昂贵的金刚石了。
这桩意外使莫瓦桑萌生了一个念头：“天然金刚石如此稀少而昂贵，如果能人工制造金刚石，该有多好！”
可这谈何容易！作为化学家，莫瓦桑心里最清楚：“点石成金”这不过是美好的神话。要想制造金刚石首先要弄清楚金刚石的主要成分并了解它是怎样形成的。
翻阅了许多资料后，莫瓦桑了解到，金刚石的主要成分是碳。至于它是如何形成的，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很少，只有德布雷曾提出金刚石是在高温高压下形成的。
紧接着莫瓦桑想到，要人工制造金刚石，得有可供加工的原材料。选什么材料才合适呢？还从未有人作过这方面的尝试，看来，一切要靠自己摸索了。
有一回，有机化学家和矿物学家查理·弗里德尔在法国科学院作了一个关于陨石研究的报告，莫瓦桑也参加了。
在报告中，查理·弗里德尔说：“陨石实际上是大铁块，它里面含有极多的金刚石晶体。”
听到这儿，莫瓦桑猛地想到：石墨矿中也常混有极微量的金刚石晶体，那么，在陨石和石墨矿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可以产生金刚石晶体呢？
想到这里，莫瓦桑头脑中出现了制取人造金刚石的设想。他对助手们说：“金刚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陨石里含有大量金刚石，而陨石的主要成分是铁。我们的实验计划是：把程序倒过去，把铁熔化，加进碳，使碳处在高温高压状态下，看能不能生成金刚石？”
历史上第一次人工制取金刚石的实验开始了。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更没有别人的指点，一切都像在黑暗中探路一样。第一次失败了，认真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二次再来……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探索，莫瓦桑的实验室里终于爆发出一阵激动的欢呼声，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成功了！
从此，人造金刚石诞生了，并日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那坚不可摧的威力。
今天早上我写完妈妈给我布置的作业后，看了一本书。书名叫《科学家的故事》。这本书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它一共写了4位无人不知的着名人物。分别是：祖冲之、爱迪生、达尔文、李时珍。除了祖冲之以外，爱迪生、达尔文、李时珍这3位，我们都在语文书上学过。那我就介绍一下大家语文书上没学过的祖冲之吧！
祖冲之：他是生活于1500多年前的南朝伟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等等，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祖冲之真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古代人民的骄傲！他用割圆术求圆周率的方法，求得了3。1415926和3。14159927之间。祖冲之计算出来的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是世界上第一个最精确的圆周率。定制了一个新历法——《大明历》（就是每391年便安排144个闰年）。提前两个月精确的推算出月食的日子
这四位名人，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职业的人（祖冲之是“全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都有恒心，都有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有永不放弃的精神，都注意观察身边的事物，都从身边的事物上得到发明另一个东西的灵感、启发。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都刻苦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都是他们祖国的骄傲，他们都超越了前人。
五年级:李菁
1911年是侯德榜刚入清华学堂的第一年（也是最后一年，因为入学成绩特优，他只需要在清华学一年就可以去美国留学）。入学之前，他在符离集(出烧鸡的地方)铁路上工作了三年，1910年考上的清华，1911年去的。没办法，他家穷，侯家世代务农，他爷爷出于为未来的期望，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富清华、穷北大”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人还是比较看不起这个比较穷而且大一点的插班生的，别人可是在这个英文授课的学校里学了好多年了（清华学堂学制十年，第十年正常毕业就可以直接留学美国）。在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后，再没有看不起他了。就在这次考试上，他拿了十个满分。1913年，他去了MIT学化学。
河里在讨论皮革，其实最早的化学家颇有学制革出身的。刘楚青便是，侯德榜也学过制革，原因很简单，看到中国的原料就这么白白溜走，别人拿走钱就这么简单，心有不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制革，而不是制碱。
侯德榜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对那段日子他从未忘过。幼年家贫不能上学，就在私塾外面听。他天资甚高，学堂里面还没记住，他在外面过耳不忘，被教书先生视为奇才，原意免费收他这个学生。同样的故事还有一个人，是邢其毅的父亲刑端。我是在查邢其毅这个贵阳人和蔡智诚这个老乡的关系中了解到这段轶事的。邢其毅和蔡智诚没什么关系。因为刑端家贫且务农出身、属于寒门士子，二十一岁即中进士离开了贵州入翰林院（最后一批）并再没有回去过，这时候邢其毅最多刚出生。回到侯德榜上来，他彻底突破了苏尔维法的秘密之后，用英文写了《制碱工业》这本书，书的封面上，就是一个在南方稻田里，留着长辫子，脚蹬水车，手捧书本的英俊少年。这本书把苏尔维法从原理到工艺再到设备以及参数的设置写了个底掉，从此中国人，把原来一盎司黄金一磅的纯碱做成了白菜价。如果这是山寨货，那么我希望中国这样的山寨货越多越好。
干化学和化工实际上是两个方向，化学要考虑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化工要考虑的就多多了。比如能不能做大、做大了安不安全、成本合适不、哪条路线最合适、外交也要懂、经济也要懂、机械也要懂、建筑也要懂、烦也要烦死了。
说道侯德榜，那不可能不说“侯氏制碱法”。侯氏制碱法怎么来的呢？和我们的很多技术一样，被别人卡脖子逼出来的。
最早的纯碱，是英国人的苏尔维法在中国卖，因为只有一家，他可以随意定价。前面说了，最高的时候一盎司黄金一磅纯碱。这简直就是把纯碱当银子卖。1924年永利开车，把纯碱做成了普通原料。当时第一次开车，出来的纯碱竟然是红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基本失败了。不过学化学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从一闪而过的现象去探求本质。他意识到红色必定来源于设备中的铁，而中国人的原料纯度太高了，不像英国人用的那么差。于是他就在原料里面添加了一点点杂质（大家猜猜是什么？），雪白的纯碱便出来了。后来，他把这个秘密给了印度阿三，就是那个非常NB的塔塔集团。这个故事后面讲。他还去过南非，大家逼问一下橡树村，看看有没有故事。
苏尔维法对食盐的用量很大，产生的氯化钙又很多，氯化钙还没什么用处。开始的时候永利在南京，靠着长江和浙江的盐场，而且盐场用的多是范旭东（永利老板）的技术，这个缺点不明显。抗战以后，到了西南，就不行了。这里是井盐，比海盐贵多了，产量也跟不上要求。这时候德国人搞出了察安法，效率要高得多。于是当时范旭东派侯德榜带了一个团去德国商讨引进察安法的事情。没想到德国人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并且提出生产的纯碱不能在“满洲国”销售。不让进门还没什么，这个销售要求太欺负人了。代表团立刻离开德国，去了美国，手里只有两份专利说明书。侯氏制碱法的发明，就这样侯德榜在美国研究，手下人在香港做实验，另外的人在上海（租界）搞中试，靠着战争时期的通信，一点一点数百次的失败换来的。
说到这里，我们真是很幸运的，侯氏制碱法的中试是在1940年完成于上海租界，如果再晚一点，真不知道会再晚多少年。
侯德榜对中国化工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制碱法，他几乎搭起了整个三酸两碱的底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作为中国人聪明和勤劳的一方面。
侯德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技术班子赴美国考察采购和学习。在此期间，他们购到了制酸设备，以中国人特有的忍耐力，通过软磨硬泡的办法，学到了制酸的关键技术。还在购买硫酸设备时，“顺便”在该厂索要到与制酸无关的硫酸铵生产工艺图。然后掉过头，从另一厂家以废钢的价格买下一套硫酸铵生产设备。这一点，美国人的评价比较权威“他们太精明了”。设备运回中国，安装又没有大型设备，买设备只用一次显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侯德榜带人自己设计了一套。后来四个厂，硫酸、硝酸、硫酸铵、合成氨全部一次开车成功。
不幸的是，不久，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被打回去了，造成的破坏却一时半会恢复不了。首先要国民政府出面讨要被抢走的工厂设备，KMT嫌麻烦、拖着不办。侯德榜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造舆论；交涉好了，运回设备的时候，美国人要把日本人换上的零件卸下来，侯德榜说“强盗抢走的是一辆好汽车，还回来至少是能开的汽车，不能把强盗用坏而更换的零件再卸走呀”；争回来了，美国人要在日本口岸交割，侯德榜不同意，强盗抢走的东西要还就要还到家里来；对日本赔偿的工厂，要求“这些赔偿来的东西是八年抗战的成果，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地步，留给他们作为报复的资本。即使是破铜烂铁，只要回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
抗日战争期间，童第周一家来到了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他们靠着少得可怜的薪水生活。当时，童第周在一所大学教书，教书之余，童第周还继续着他的胚胎学研究工作。
要研究胚胎学，光靠空想不行，必要的实验是少不了的。做实验就得有实验设备，可上哪儿去弄这些设备呢？为此，童第周吃不香、睡不着，科学研究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不能搞科学研究就像要了他的命一般的难受。看着童第周的那股难受劲，全家都为他着急。
一天，童第周从外面回来，满面春风，他兴冲冲地告诉夫人叶毓芬，说他发现了一个宝贝。很长时间没见到过丈夫笑脸的夫人感到很奇怪，什么事值得丈夫这样高兴？她问道：“什么宝贝？”“我见到了一架显微镜，还是双筒显微镜！”“在哪儿？”夫人也激动起来，要知道，显微镜是进行胚胎学实验最主要的仪器，有了它，就可以做实验了。“在镇上的旧货摊上。”童第周边回答，边拉着夫人出门，他要让她和自己一起享受发现“宝贝”的喜悦。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旧货摊，果然，一架旧的双筒显微镜摆在那儿，似乎正在向他俩招手。
“请问，这架显微镜要多少钱？”
“六万块。”夫妇两人吃了一惊，这么贵？这个价钱相当于两人两年的薪水。
“这么贵？能不能便宜点？”
“不行，你们看，这还是德国货。”
老板打量着他们，凭经验断定，他们是真心想买的，所以要价比较高。
没办法，两人只好空手而归。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放在眼前，可是又不能得到。晚上，他们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
第二天，两人又到了旧货摊前，跟昨天一样，显微镜还在那儿。可唯一不同的是，老板居然还涨了价，要卖“六万五千块”了，理由是物价飞涨，昨天和今天的钱就是不一样。
同样，他们又是空手而归。接连几天，他们一趟又一趟地往旧货摊上跑，生怕心爱的显微镜被别人抢走。老板很不耐烦，后来干脆不理他们了。
夫妇俩下定决心，为了搞科研，这台显微镜非买不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他们就开始到处向亲友借钱，还变卖了不少衣服。“可是，我们说不定多少年都还不清这笔债呀！”夫人担心地说。“为了事业，宁可一辈子受苦！”童第周回答。
他们终于凑齐了65000元，买回了这台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就可以做实验了。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用显微镜时，必须要有灯光照明或者要有很明亮的阳光照明。童第周住的屋子又小又暗，因为是抗战时期，常常停电，怎么办呢？童第周想尽了办法，他和同事们把显微镜放在窗台上，阳光好的时候利用阳光照明，阳光不好又停电时，就用干电池作电源照明或用煤油灯照明。
显微镜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比如说，用茶杯、废弃的玻璃瓶、碗等来代替玻璃器皿。他们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用的瓶瓶罐罐中，做着科学实验，探索着生命的奥秘。
人们对尼龙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尼龙制品比比皆是，但是知道它历史的人就很少了。尼龙是世界上首先研制出的一种合成纤维。
二十世纪初，企业界搞基础科学研究还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1926年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杜邦公司的出于对基础科学的兴趣，建议该公司开展有关发现新的科学事实的基础研究。1927年该公司决定每年支付25万美元作为研究费用，并开始聘请化学研究人员，到1928年杜邦公司成立了基础化学研究所，年仅32岁的卡罗瑟斯（WallaceH.Carothers，1896～1937)博士受聘担任该所有机化学部的负责人。
卡罗瑟斯，美国有机化学家。1896年4月27日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顿。1937年4月29日卒于美国费城。1924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该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28年应聘在美国杜邦公司设于威尔明顿的实验室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用聚合方法获得高分子量物质的研究。1935年以己二酸与己二胺为原料制得聚合物，由于这两个组分中均含有6个碳原子，当时称为聚合物66。他又将这一聚合物熔融后经注射针压出，在张力下拉伸称为纤维。这种纤维即聚酰胺66纤维，1939年实现工业化后定名为耐纶（Nylon），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合成纤维品种。
尼龙的合成奠定了合成纤维工业的基础，尼龙的出现使纺织品的面貌焕然一新。用这种纤维织成的尼龙丝袜既透明又比丝袜耐穿，1939年10目24日杜邦公在总部所在地公开销售尼龙丝长袜时引起轰动，被视为珍奇之物争相抢购，人们曾用“象蛛丝一样细，象钢丝一样强，象绢丝一样美”的词句来赞誉这种纤维，到1940年5月尼龙纤维织品的销售遍及美国各地。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1945年，尼龙工业被转向制降落伞、飞机轮胎帘子布、军服等军工产品。由于尼龙的特性和广泛的用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非常迅速，尼龙的各种产品从丝袜、衣着到地毯，渔网等，以难以计数的方式出现，是三大合成纤维之一。
童第周是我国着名的生物学家、优秀的教育家，生前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小村里，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没有钱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家里边做些农活，边跟父亲学点文化。直到17岁，才在二哥的帮助下，进了宁波师范予科。可是第一学期考试成绩总平均分没有及格，学校让他退学或降级，经童第周再三请求，学校勉强答应试读半年。童第周发誓，一定要把成绩赶上去。童第周坚持顽强的学习。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在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以后，他更加勤奋学习，临近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生物系的高材生了。童第周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要攀登生物学的高峰，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度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寒尔。在欧洲着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来和你比，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象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
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象钟表工人那样细心，象绣花姑娘那样灵巧，象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驰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他干得又快又利落。
“成功了！成功了！”同学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4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姆指。而那位洋人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童第周谢绝了专家和同学们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来到四川宜宾一个村镇教书。在紧张的教学中始终没有忘记搞科学研究。可是，这里没有科学仪器，连一架显微镜也没有，没办法继续开展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小镇的旧货摊上他们看到了一架旧显微镜，但要价太贵，当时他们夫妻俩掏尽了口袋还凑不足一半，又向别人借了一些还不够，最后只好把他们的衣服拿去典当，好不容易才买回这架旧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但没有所需要的灯光照明，还是不能进行操作。他们只好把显微镜搬到室外，冬天利用雪地微弱的反光，他忘记了寒冷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夏天烈日当头，汗流浃背即使汗水滴在视镜上模糊了视线，或是风把一粒小沙子吹进了载物器，甚至占据了整个视野……童第周仍然坚持攻关。一般说来，每一个试验数据都要重复一、二次，而他往往要重复五、六次。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显微镜下，在这低矮的小土屋里，童第周却撰写了一篇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震惊了国内外生物界的学者。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童第周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比绣花针还细的玻璃注射针，把从鲫鱼的卵细胞中取出来的遗传因子，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金鱼的卵还没有小米粒大，做这样的实验该有多难啊！可是童第周成功了，结果孵化出的幼鱼中，有一条鱼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的单尾巴，说明鲫鱼的遗传基因，已经在金鱼卵中发生了作用。这种鱼因为是童第周创造出起的，因此，人们叫它“童鱼”。童第周的实验成果，给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童第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76岁高龄，却以年轻人的朝气投入了工作。他亲手制定了科研项目规划，绘制了美好的兰图。1979年3月，在浙江省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他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振兴，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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