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jwk.net--说明文】
史有为 译注
【说明】这篇类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而这，也正道出了作者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汉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历史人物，全不言及当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学者都曾指出，本传与排稍后的《酷吏列传》乃是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这或许可称之为别一种意义的“互见法”吧！互见之后，读者再回头看本文开篇序言结束末那一句“何必威严哉”的话，就会深悟“威严”者，乃酷吏弄权峻法逞威之谓也，作者写本传的深心及其思想锋芒其实在这里就已经闪现出来了。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书与《佞幸列传》同居首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写人多止三事，少则一例，取材于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无怪乎古人赞之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吴氏《林下偶谈》卷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译史记》）这种写法，与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和专传不同，它是专题性的，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为此，类传皆有序言，开宗明义先阐述作者的观点，然后环绕这一主旨选取恰当的人物事迹予以说明，序言和传文之间，实为纲举目张的关系。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时甚至不避重出。如子产生平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但略去一切具体行事，只列举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孙叔敖事略为完整外，叙其余四人皆一鳞半爪，精简之至。作者采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为什么非用严刑峻法不可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职务。孙叔敖为官三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回复了原貌。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挚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谁！”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有位客人给国相公仪休送鱼上门，他不肯收纳。客人说：“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所以我决不能收下。”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为臣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刎颈而死。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ｗěｉ，伟）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太史公说：“孙叔敖口出一言，郢都的市场秩序得以恢复。子产病逝，郑国百姓失声痛哭。公仪休看到妻子织出的布好就把她赶出家门。石奢放走父亲而自杀顶罪，使楚昭王树立了美名。李离错判杀人罪而伏剑身亡，帮助晋文公整肃了国法。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也①。文武不备②，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③，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④。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⑤，世俗盛美⑥，政缓禁止⑦，吏无*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⑧，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⑨，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⑩，次行不定（11）。”相曰：“如此几何顷乎（12）？”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13）。”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楚民俗好庳车（14），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
安砚方 译注
【说明】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楚国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楚人的祖先之一重黎曾为帝喾的火正，因有功，被命为祝融。以后其弟吴回继之。吴回第六子季连，芈(mǐ，米)姓，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季连的后裔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蛮，给予子男之田的爵位，定都在丹阳，是周初重要的异姓诸侯，与周之同姓诸侯鲁、卫、晋、齐等共事周成王。周夷王时，周王室衰微，而楚国却有发展，其首领熊渠借口为蛮夷，不用中国之号谥，便称自己的儿子为王。进入春秋之后，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依然称“公”之时，熊通不顾周王的反对，亦自称武王，即楚武王，楚国的叛逆性格比较突出。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不容忍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在《春秋左传》中将楚王皆贬称“子”。楚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春秋时，与吴、越关系紧张，曾一度被吴国打败，进入战国后，虽有吴起相楚悼王的改革（见《吴起列传》），但由于旧贵族势力强大，不久即夭折。楚国的发展道路是很曲折的，最终为秦国所灭。《楚世家》记述了楚国从兴盛到灭亡的完整历史。从文化方面讲，楚国产生了象屈原、宋玉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产生了象老子、庄子那样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政治方面讲，楚国对人们有启发、有借鉴的也比较多。楚庄王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即使如此，伍举也入谏了。庄王居然左手怀抱郑国美女，右手怀抱越国美女，置座于歌妓舞女之中。伍举说：“有一只鸟，三年不飞不鸣，是什么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但庄王仍旧习不改，淫乐更甚。于是苏从又冒死进谏，他视“杀身以明君”为自己的夙愿，终使庄王受到教育，幡然悔悟，竟“罢淫乐，听政”，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杀死几百罪 人，擢升数百贤人，任用良臣伍举、苏从，“国人大悦”。楚庄王听取忠良的正面进谏而使国家强盛了，楚平王却轻信谣言，疏远骨肉、残害忠良。可见，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尽管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左右也能发挥作用。而在无健全法律、无强大机构制约君主权力的封建社会，左右发挥作用的好坏、正误便完全决于君主及其左右人的个人品质、德行的好坏了。贤明的君主能勤奋听政、结交贤才、集思广益、兼听兼信、实行改革，国家政治自然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社会因此而出现过盛世。反之，昏庸的君主无视政事、寻欢作乐、暴虐无道、偏听偏信，国家政治自然昏暗，百姓遭殃。认真清除封建时代这种腐朽思想和专制行为，仍然是思想文化战线上不忽视的一个工作。晋国的叔向曾分析楚共王太子子比有五难：一没有贤才辅佐，二没有主要力量支持，三没有长远谋划，四没有人民拥护，五没有崇高品德，因此不能享有国家。果如叔向言，子比为王才十余日。相反，晋文公是贤君，具备好的德行，“从善如流、施惠不倦”，“好学不倦”，能结交贤才作为心腹、左膀右臂，爱到国内外力量的支持，百姓相从而归附他。这样，他不仅享有国家，且在治国中也获得突出的成功，终于称霸于诸侯。叔向所言的五难，从反面给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献出了计策，对今人来讲，也具有主启迪意义。
楚国的祖先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下了称，称生下了卷章，卷章生下了重黎。重黎成为帝喾（ｋù，酷）高辛氏的火正，很有功绩，能使光照天下，帝喾赐予他祝融的称号。共工氏发动内乱，帝喾让重黎诛杀作乱者但未杀尽。帝喾就在庚寅那一天杀死了重黎，让他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也去任火正之职，仍称之为祝融。吴回生下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都是母亲腹裂而生。长子叫昆吾，次子叫参胡，三子叫彭祖，四子叫会人，五子叫曹姓，六子叫季连，季连姓芈，是楚国王族的祖先。昆吾在夏商时曾经做侯伯，桀时被汤灭亡。彭祖在殷朝时曾经做侯伯，殷朝末年，彭祖被灭。季连生下了附沮，附沮生下了穴熊。他的后代中途衰落。有的在中原，有的在蛮夷，史书未能记载下他们的世系。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有一支叫鬻熊。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早死。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下了熊狂，熊狂生下了熊绎。熊绎处在周成王时代，成王要举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后代，于是把熊绎封到楚蛮，封给他子男爵位的田地，姓芈，住在丹阳。楚子熊绎和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
正当吴楚、吴越争斗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内部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意如驱逐。季孙意如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就分别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
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中，慢慢地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家的问题最为严重。这时季孙意如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斯继承了权力，并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斯的家臣阳虎，乘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且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
公元前年，阳虎起兵叛乱，季孙斯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孔丘，他早已料到了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作了警告。因此，孟孙氏预先调兵遣将，将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待阳虎赶来捉拿季孙斯时，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将阳虎打败了。
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年。他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邹邑（今山东邹城东南）大夫。但在孔丘幼年时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颜征在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地就在诸侯国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还应该“正名”，即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ｊｉàｎ）越”。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即不分人出身的门第高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自己收教的学生，就各种出身的人都有，实践了他“有教无类”的观点。在学习方法上，他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都成为以后人们在治学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格言。
当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关于“正名”的观点，正打中了大夫们的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
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只好又回到了鲁国。孔丘五十岁那一年，正碰上阳虎叛乱。
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阳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斯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
公元前年的一天，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定公一起去夹谷（今山东莱芜）与齐景公会盟。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合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
鲁定公回国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主管司法的长官），以表彰他在夹谷会盟时为鲁国立下的功劳。孔丘乘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斯的家臣公山不狃（ｎｉǔ）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斯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了。大夫黎弥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
孔丘见鲁定公实在没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从卫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后会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将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了三天惊吓，饿了三天肚子，到第四天上，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
孔丘回到鲁国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着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文化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礼》、《乐》，他都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他的言行，由他后来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三千人，其中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七十二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纂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年（鲁哀公十四年）的我国历史上共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通称它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我国古代春秋时期是从公元前（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年（周敬王四十四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四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
孔丘的学说，后来就发展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以后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日暮途穷”这则成语的暮是傍晚；穷是尽、尽头。天快黑了，路途还很遥远。比喻走投无路，束手无策。
这个成语来源于《史记.伍子胥列传》，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春秋后期，荒淫的楚平王无耻地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又听信太子的师傅费无忌的诬告，一面派人去杀太子，一面把太子的另一位师傅伍奢及他的长子伍尚杀掉。伍奢的次子伍子胥逃往宋国。
为了替父兄报仇，伍子胥历尽千辛万苦，从宋国逃奔到吴国。他决定借吴国的兵力去攻打楚国，同时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得王位。后来他同吴王率领大军进攻楚国，一直攻进楚国的都城郢（ying）。执政的楚昭王带着一部分大臣和将士，逃往随国（在今湖南随县南）去了。
进郢都的第二天，伍子胥劝阖闾把楚国的宗庙拆了。阖闾贪图楚国的地盘，听了伍子胥的话，便把宗庙拆了。但伍子胥仍不满足，又请求阖闾让他去挖楚平王的坟。阖闾认为伍子胥帮他攻楚立了大功，便允许了他的请求。
伍子胥打听出，楚平王的坟在东门外的谬台湖。但带军士到那里后，只见茫茫的湖面，不知道坟在哪里。后来在一个石工的指点下，才找到了坟地，挖出了棺材，把楚平王的尸体挖了出来。伍子胥一见这尸体，便怒气冲天，抄起铜鞭，一气打了300下，连骨头也打折了，最后把脑袋砍了下来。
伍子胥鞭尸的事，被他先前的好朋友申包胥知道了。申包胥特地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伍子胥。信中说：“你这样做太过份了。你曾经是楚平王的臣下，可是为了报私仇，竟连死人也不放过，真是太残忍了！”
伍子胥读信后，对来人说：“我因军务太忙，没有时间回信。请你代我谢谢申君，并告诉他：“忠孝不能两全，我好比一个走远路的人，天快黑了，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我只好做出这种违背常理的事！”
伍子胥最后的下场也很悲惨。吴越相争时，他劝吴王夫差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征伐齐国。夫差不听，最后赐剑命他自杀。
【秦召燕王】
原文：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则有功者，秦之深雠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
齐楚构难
原文：齐楚构难宋请中立。齐急宋，宋许之。子象为楚谓宋王曰：“楚以缓失宋，将法齐之急也。齐以急得宋，后将常急矣。是从齐而攻楚，未必利也。齐战胜楚，势必危宋;不胜，是以弱宋干强楚也。而令两万乘之国，常以急求所欲，国必危矣。”
译文：齐国与楚国交战，宋国要求中立。齐国去胁迫宋国，宋国便同意帮助齐国。子象为楚国因为没有胁迫宋国，所以失掉了宋国的援助，看来它得效法齐国来胁迫宋国。齐国因为胁迫宋国，所以得到了宋国的援助，那末以后它就会经常来胁迫您。这样，宋国跟着齐国进攻楚国。对宋国未必有利。如果齐国战胜了楚国，必然危及宋国;如果不能战胜楚国，这等于以弱小的宋国去触犯强大的楚国啊。如果宋国让两个万乘大国齐、楚经常来进行胁迫，以实现各自的愿望，那末，国家就必定处境危险了。”
五国约以伐齐
原文：五国约以伐齐。昭阳谓楚王曰：“五国以破齐秦，必南图楚。”王曰：“然则奈何?”对曰：“韩氏辅国也，好利而恶难。好利，可营也;恶难，可惧也。我厚赂之以利，其心必营。我悉兵以临之，其心必惧我。彼惧吾兵而营我利，五国之事必可败也。约绝之后，虽勿与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韩，见公仲曰：“夫牛阑之事，马陵之难，亲王之所见也。王苟无以五国用兵，请效列城五，请悉楚国之众也，以啬于齐。”
齐之反赵魏之后，而楚果弗与地，则五国之事困也。
译文：赵、魏、韩、燕，楚五国联盟进攻齐国。楚相昭阳对楚王说：“五国如果打败了齐国，秦国一定会乘机向南进攻楚国。”楚王说：“这可怎么办呢?”昭阳回答说：“韩相国韩珉在韩国独断专行，贪图私利，害怕危难。贪图私利，可以对他施以利诱;害怕危难，可以对他进行威胁。我用重利去拉拢他，他内心一定会被利所诱;我发动大军去威胁他，他一定会感到害怕。他害怕我们的大军，又贪图我们的重利，这样五国联盟攻齐的事，一定会失败。他们的盟约被撕毁以后，即使不给韩国割地，也是可以的。”楚王说：“好”。
于是他派大公事去韩国，会见韩相国公仲，说：“当初牛阑之役，马陵之役，都是您亲自见到的，大王如果不与五国联合攻齐，我们愿意献出五个城邑，不然，我们就出动全军来和齐国共同对敌。”
韩国与赵、魏解约以后，楚国果然没有割地给韩国，而五国联盟攻齐之事就落了空
荆宣王问群臣
原文：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译文：楚宣王问群臣，说：“我听说北方诸侯都害怕楚令尹昭奚恤，果真是这样吗?”群臣无人回答，江乙回答说：“老虎寻找各种野兽来吃。找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老虎说：“您不敢吃我，上天派我做群兽的领袖，如果您吃掉我，这就违背了上天的命令。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在前面走，您跟在我的后面，看看群兽见了我，有哪一个敢不逃跑的呢?”老虎信以为真，就和狐狸同行，群兽见了它们，都纷纷逃奔。老虎不明白群兽是害怕自己才逃奔的，却以为是害怕狐狸。现在大王的国土方圆五千里，大军百万，却由昭奚恤独揽大权。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恤，其实是害怕大王的军队，这就象群兽害怕老虎一样啊。”
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
原文：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王召江乙而问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后。此谓虑贤也。”
译文：昭奚恤与彭城君在楚宣王面前谈论问题。宣王召见江乙，问他对他们两人议论的看法，江乙说：“他们说的者很好，我不敢对他们的言论发表意见，否则，这将是议论贤者。”
邯郸之难
原文：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害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
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
【原文】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
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汉族，河南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南省邓州市，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792年及第后，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819年（元和十四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韩愈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是一个语言巨匠。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一、人物生平
韩愈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潮州。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02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着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着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着“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完成《顺宗实录》着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文化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二、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师说
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老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2]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题楚昭王庙》等。
三、人物轶事
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四、作品一览
晚春一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晚春二
谁收春色将归去，慢绿妖红半不存。
榆荚只能随柳絮，等闲撩乱走空园。
春雪一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春雪二
看雪乘清旦，无人坐独谣。
拂花轻尚起，落地暖初销。
已讶陵歌扇，还来伴舞腰。
洒篁留密节，着柳送长条。
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
遍阶怜可掬，满树戏成摇。
江浪迎涛日，风毛纵猎朝。
弄闲时细转，争急忽惊飘。
城险疑悬布，砧寒未捣绡。
莫愁阴景促，夜色自相饶。
春雪三
片片驱鸿急，纷纷逐吹斜。
到江还作水，着树渐成花。
越喜飞排瘴，胡愁厚盖砂。
兼云封洞口，助月照天涯。
暝见迷巢鸟，朝逢失辙车。
呈丰尽相贺，宁止力耕家。
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
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
失势一落千丈强。
蹉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度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生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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