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jwk.net--简历资料】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因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又因为他搭草堂居住在长安城外的少陵，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
一、生平经历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6]。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着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
杜甫(712—770)，祖籍襄阳，出生于巩县（在今河南省），唐朝伟大诗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1]，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生平】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 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杰出诗人，散文家。尤以七言绝句着称。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着有《樊川文集》。
《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一、人物小档案
人物简介
杜牧（公元803－约853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时期文学家、诗人，后人称为“小杜”。
杜牧(7张)
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居中书舍人。
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着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与同期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文学的成就
主要作品
着名的有《江南春》、《泊秦淮》、《过华清宫》。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
他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其七绝尤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着作甚富，主要着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系太和八年（834）32岁时所书。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着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着，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文风
樊川文集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身趁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义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风格
时政之作，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抒情小诗，风格清丽，画面鲜艳，意境深远。
二、作品一览
七绝
《清明》《山行》《江南春》《赤壁》《泊秦淮》《过华清宫》《秋夕》《遣怀》《寄扬州韩绰判官》
《叹花》《金谷园》《书怀》《鹭鸶》《过勤政楼》《题乌江亭》《沈下贤》
《赠别二首之一》《七绝·登紫工山》
《赠别二首之二》《七绝·登乐游原》《将赴吴兴登乐游原》《题禅院》
七律
《河湟》《早雁》《九日齐山登高》《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五律
《旅宿》《睦州四韵》《题扬州禅智寺》
五绝
《长安秋望》
其他诗集
《感怀诗一首》《赠杜秋娘诗并序》《郡斋独酌黄州作》《张好好诗》并序》
三、历史典故
轶事典故
湖州刺史按照杜牧的意愿,举行了这样一次竞渡活动。那天,两岸围观的人密密麻麻,可杜牧挑了一天,直至傍晚,竟没有找到一个合意的。眼看就要收船靠岸,在人群中,有一位...
《唐摭言·公荐》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力荐
当时，崔郾侍郎奉命到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百官公卿都到城门外摆好酒席饯行，车辆之胜，官员之多，举世罕见。此时吴武陵——他是柳宗元的老朋友——正任太学博士，也骑着一头老毛驴过来凑热闹。崔郾正在酒席上喝得高兴，听说吴老这位有名的清流人士也过来了，非常吃惊，连忙离席前来迎接。吴老看见崔郾，把他拉到一边，拍着崔郾的肩膀说：你担负此任，乃是众望所归。我老了，不能为朝廷排忧解难了，不如为你推荐一个贤士。前些日子，我偶然发现一些太学生情绪激昂地讨论一篇文章，走近一看，原来是这次要参加考试的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写得真好，这个人也太有才了。崔侍郎你工作繁重，日理万机，恐怕没有闲暇去浏览这篇文章，不如让我为你诵读一下。说到这里，吴老就字正腔圆地、摇头晃脑地将《阿房宫赋》读了起来。崔郾也是一个有品味的知识分子，听后也称赞不已。吴武陵乘热打铁，要求崔郾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将杜牧评为状元。崔郾面露难色，推辞道：状元已经被他人预定了。吴老穷追不舍，大声说道：如果真得当不了状元，就退一步，让他以第五名进士及第。崔郾还在踌躇犹豫，吴老倚老卖老地说：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把这篇赋还给我，看有没有比这写得更好的赋。崔郾迫不得已，只好满口答应，然后目送吴老离开。
回到酒席上，喝酒的同僚问吴博士来做什么。崔郾回答说，吴老推荐了一个人为第五名进士。酒客连忙追问是谁，崔侍郎回答说是“杜牧”。旁边立刻有人接茬说：听说过杜牧这人，才气是大大的有，只是品行不太好，不拘小节，喜欢烟花风月，好出入娱乐场所。崔侍郎为难地说：我已经答应吴博士了。即使杜牧是个屠夫或卖酒的小贩子，我也不会改变了。
崔侍郎重然诺，讲诚信是好事，不过他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考试前就如此轻易地决定众多考生的命运，还是让人对这样的考试产生怀疑，那里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黑幕呢？不过，杜牧终究没有辜负吴武陵，也没有辱没崔侍郎。大和二年（828），杜牧在洛阳高中进士，感到无限荣光。若干年后，唐代进士便以杜牧为荣了。
由吴老这样的清流赏识推荐而进士及第，杜牧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耀。皇榜公布后，他曾赋诗一首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放榜的时候，洛阳的花儿还未绽开。三十三名中举的进士骑着高头大马得意洋洋地行在街上进，他们要去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出席各种酒会宴席，喝着秦地的美酒，心情舒畅，满面春风，好像春色也被他们带进了长安。
三十三人，就是这次进士及第的全部人数，大致相当今天全国高考各省文科状元的人数，这个数目在唐代还是偏高的。唐朝前期，及第人数一般是十七到十九名，中唐以后才上升到三十名左右。据说唐朝二百九十年间，进士共有六千四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二十二人。人数少，所以能一朝成名天下知，如张籍《喜王起侍郎放榜》。
诗人很惆怅
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
作品
这个春天是属于杜牧的。他正月参加考试，二月登第，闰三月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随即授官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二十多岁的杜牧毕竟年轻，接连碰到这样的喜事，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到曲江游耍。“曲江水满花千树”，它是当时最热闹的场所，尤其在春天时候，通常是摩肩接踵。晚唐诗人姚合曾大发感慨，要想到曲江从容赏花，非得日薄西山的时候才行，不过到那时，花儿被人看了一天，精神也已萎靡不振，色彩暗淡：
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这时的杜牧，顾盼生辉，一举手，一投足，都才情万种。他们一行三五人来到曲江寺院，碰见一位打坐的僧人，攀谈起来。僧人便问杜牧姓名，杜牧得意地报上大名，心想“天下谁人不识我”，满以为僧人会大吃一惊，露出追星族的狂热。谁知这位僧人面色平静，木然地追问杜牧从事什么职业。这让杜牧分外失落，同行的朋友赶紧把杜牧连中两元的喜事拿出来夸耀，僧人依然不为所动。诗人很是惆怅，现场赋诗一首：
家住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气味长。
杜牧究竟是不是吴武陵推荐及第的，这件事很值得怀疑。小杜有封信名为《投知己书》，其中曾向朋友夸耀当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情形：“大和二年，小子应进士举。当其时，先进之士以小生行看可与进，业可以修，喧而誉之，争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可见当时看好他的人很多。《唐摭言》说酒席上有人反对吴老的荐举，理由是杜牧不拘细行。其实杜牧不拘细行、风流名闻天下，是在他及第之后，主要在二十六岁到三十六这十余年间，这时他基本上在各方镇使府中为幕僚，有名气，有才气，环境宽松，有条件充分展示他的风流倜傥。李商隐含蓄地说杜牧“刻意伤春复伤别”，所指的也是这段幕僚生活。估计《唐摭言》中的故事，是依据杜牧后来的倜傥形象编造出来的。
幕府生涯
大和二年十月，杜牧进士及第后八个月，他就奔赴当时的洪州，即王勃写《滕王阁序》那个地方，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幕府生涯。其时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辟召杜牧为江西团练巡官。沈家与杜家为世交，沈氏兄弟是文学爱好者，对当时的知名文人都很眷顾，与杜牧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杜牧撰写《李贺集序》，就是应沈传师之弟沈述师所请。杜牧经常往沈述师家中跑，听歌赏舞，蹭饭蹭酒，还对沈家中的一个歌女张好好很有好感，可惜主人对此女子分外珍惜，抢先一步，成全了自己，将她纳为小妾，使小杜空有羡渔之情。大和八年，小杜在洛阳与张好好不期而遇，此时的张好好已经沦落为他乡之客，以当垆卖酒为生。杜牧感慨万分，写了一首五言长篇《张好好诗》。由于情绪饱满，不仅文笔清秀，而且书法更为飘逸，为杜牧赢得了书法家的美名。《宣和书谱》评论道：“（杜）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相表里。”清人叶奕苞《金石录补》也给于了极高的评价：“牧之书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宗伯（董其昌）云：颜、柳以后，若温飞卿、杜牧之，亦名家也。”今人所能见到的唐朝真迹少之又少，这幅《张好好诗卷》自然珍贵异常，纸本上有宋徽宗、贾似道、年羹尧、乾隆等一堆名人的鉴定印章。当年溥仪皇帝“北狩”之时，仓皇之中还不忘携带此卷，后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个人所有，又捐赠政府，藏于故宫博物院。
在此期间，小杜另一首与歌女有关诗歌为他博得了盛名，这就是《杜秋娘诗》。杜秋娘本是金陵美女，妩媚动人，能歌善舞，能联诗作曲，十五岁时，一曲《金缕衣》就俘虏了镇海节度使李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光宅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解职归乡后受人所害，忧愤而死。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
一、生平简介
陈子昂（约659年-700年，一说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遂宁）人，初唐诗人，诗歌革新家。睿宗文明元年（684年）进士。因上书言事被武后赏识，授麟台正字。曾多次上书论政事，官至右拾遗。
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赅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适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不久应试得中进士，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干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旋迁右拾遗。
青年时期，他任侠使气，政治热情很高，“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十七、八岁开始折节读书，二十一岁入京，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二十四岁中进士，为武则天所赏识，任麟台正字，后升为右拾遗。而后随武攸宜东征契丹，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分裂的战争，多次进谏，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其时，他写下许多诗篇，反映边地人民的痛苦，抒发报国壮志无法实现的悲愤。东征之后，辞官回乡，后被人陷害，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一岁。今存《陈伯玉集》。
陈子昂生活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其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上承贞观、永征，下启开元、天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由一个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统治，她的梦想是当一个女皇帝，这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重重阻碍。她一掌权，就开始打击关陇贵族，扶持庶族地主势力，为他们打开了入朝做官的大门。而且，她还不拘一格，广开才路，大刀阔斧地破格提拔人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给地位低微的陈子昂提供了一个机遇，使他有机会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所以，陈子昂对武则天是忠心耿耿，坚决拥护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时期是在文学上酝酿着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唐朝以前的文学多追求形式和技巧，脱离现实，内容贫乏，文风浮糜。而唐初，由于六朝诗风相沿已久，积习已深，再加初唐百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统治阶级日趋荒淫享乐，他们需要一批御用文人来替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样，助长了浮糜文风的发展。这期间，虽有魏征、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等有识之士指出弊病，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作过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是不够彻底的。时代呼唤彻底的改革者，陈子昂异军突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
有《陈子昂集》，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中、《新唐书》卷一○七有传。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汉族，祖籍陇西成纪。一说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一说即出生于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应山。直到天宝元年（742），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而去，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
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
一、人物生平
年少有为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着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辞亲远游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推送着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城市中去。
让李白想不到的是在江陵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他居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天台道士的司马承祯不仅学得一整套的道家法术，而且写得一手好篆，诗也飘逸如仙。玄宗对其非常尊敬，曾将他召至内殿，请教经法，还为他造了阳台观，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他学道。李白能见到这个备受恩宠的道士，自然十分开心，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供其审阅。李白器宇轩昂，资质不凡，司马承祯一见已十分欣赏，及至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为他看到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汲汲于当世的荣禄仕宦，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这也就是说他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这便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
李白为司马承祯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他决心去追求“神游八极之表”这样一个永生的、不朽的世界。兴奋之余，他写成大赋《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喻，夸写大鹏的庞大迅猛。这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从江陵起，他开始了他鹏程万里的飞翔。
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经岳阳，再向南去，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正当在洞庭湖泛舟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李白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或被人殴打致死）。李白悲痛万分，他伏在朋友的身边，号陶大哭，“泣尽继之以血”。由于他哭得过于伤痛，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旅途上遇到这样的不幸，真是无可奈何，李白只好把吴指南暂时殡葬于洞庭湖边，自己继续东游，决心在东南之游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尸骨。李白来到了庐山，在此作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
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伟，虎踞龙盘，六朝宫阙历历在目。这既引起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感。他认为往日之都，已呈一片衰颓之气，没有什么好观赏的了，根本不及当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呈现出的一片太平景象。金陵的霸气虽己消亡，但金陵的儿女却饱含深情地接待李白。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流过了人们的心头，使人难以忘却。李白告别金陵后，从江上前往扬州。扬州是当时的一个国际都市。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与同游诸人盘桓了一些时日。到了盛夏，李白与一些年轻的朋友“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边。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好不惬意。到了秋天，他在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卧病他乡，思绪很多，既感叹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又深深地思念家乡，唯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
李白在淮南病好之后，又到了姑苏。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称其“可以泣鬼神矣”。由此看来，李白的乐府诗有时虽袭用旧题，却多别出新意。姑苏的历史遗迹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怀古之情，美丽单纯的吴姬、越女更让李白赞美不己。在昔日西施浣纱的茑萝山下，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现今在浣纱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李白由越西归，回到了荆门。在荆门他一呆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功业没有一点成就，他自觉难于回转家园。最后，他决定再度漫游。首先，他来到洞庭湖，把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由此写下了着名的五律诗《赠孟浩然》不久，李白到了安陆，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然而，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寻找机会，以求仕进。在隐居寿山时，李白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提高自己的声誉。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便将其招为孙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衰微减退。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又几次出游，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并于开元二十二年（734），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
初进长安
太白醉酒
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猎。唐玄宗即位后，已有过多次狩猎，每次都带外国使臣同去，耀武扬威，以此震慑邻国。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又有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因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李白西来的目的是献赋，另外，也趁此游览一下长安，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京风光。他居住在终南山脚下，常登临终南山远眺。当他登上终南山的北峰时，眼前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
他深感生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不平凡的，因此颇有自豪之感。可一想到这兴旺发达的帝国内部己产生了腐朽的因素，他的轩昂情绪又受到打击。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
一年快过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长安，没有机会出任，他的心情有些沮丧。好友诚意相邀，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但李白无意前往。这次去长安，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却毫无着落，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也极不得意，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了长安。
赐金放还
42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荐（一说由道士吴筠引荐）到了长安，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很赏识，礼遇隆重。李阳冰《草堂集序》谓：“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秦汉间“商山四皓”之一）”。“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但唐玄宗只让他供奉翰林，做自己的文学侍从。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三年长安生活，使李白对朝中种种腐败、黑暗有了更多的认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是李白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天宝元年（742），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与此同时，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倒被赐金放还，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这次被赐金放还似乎是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再次远行
天宝三年（744）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也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
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
【原文】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山沐浴着春光，多么秀丽，春风送来花草的芳香。
燕子衔着湿泥忙筑巢，暖和的沙子上睡着成双成对的鸳鸯。
江水碧绿使水鸟的白翎显得更加洁白，
山峰青翠映衬得花儿像燃烧的火一样红。
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过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才是我回家的日子。
【注释】
迟日：春天日渐长，所以说迟日。
泥融：这里指泥土滋润、湿润。
鸳鸯：一种水鸟，雄鸟与雌鸟常双双出没。
逾：更加。
欲：好像。
燃：燃烧。
过：过去。
何：什么。
【赏析】
其一
明人王嗣爽在其《杜臆》中予以反驳说：“余曰：上二句两间(指天地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王氏的意见是对的。此诗抓住景物特点写春色，画面优美，格调柔和，很能引发读者的喜春之情。
“迟日”，出自《诗经·七月》：“春日迟迟。”春天光照时间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欧阳炯《春光好》)。诗人以“迟日”领起全篇，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并使诗中描写的物象有机的组合为一体，构成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你看：阳光普照，水碧山青，草木复苏，万象更新。清风拂面，送来百花的芳香，带来春草的清馨。河滩上，溪岸边，冰雪融尽，泥土潮湿而松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泥筑巢，呢呢喃喃。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恬然静睡，十分娇慷可爱。燕子是侯鸟，诗人描写它是有意突出春天的特征。前二句的“迟日”、“江山”、“春风”、“花草”组成一幅粗线勾勒的大场景，并在句尾以“丽”、“香”突出诗人强烈的感觉;后二句则是工笔细描的特定画面，既有燕子翩飞的动态描绘，又有鸳鸯慵睡的静态写照。飞燕的繁忙蕴含着春天的勃勃生机，鸳鸯的闲适则透出温柔的春意，一动一静，相映成趣。而这一切全沐浴在煦暖的阳光下，和谐而优美，确实给人以春光旖旎之感。
清人陶虞开称杜甫笔法高妙，能“以诗为画”(《说杜》)，此诗可为印证。但这首五绝之妙并不止于“以诗为画”，诗人着意传达的还是他感受到的柔和春意。如果说春日迟迟、江山秀丽、清风徐徐、花草芬芳以及燕子、鸳鸯，都是诗人的视觉、触觉(风)、嗅觉所感，那么泥土之“融”、沙砾之“暖”，便不是五官的直接感觉了。只因为对春天的阳光明丽、惠风和畅、鸟语花香感受至深，诗人无须触摸就能想象出泥土的松湿和沙砾的温暖;而泥之融、沙之暖的体会又加深了对飞燕的轻盈、鸳鸯娇慵的视觉印象，从而使诗人的整个身心都沉浸于柔美和谐和春意之中。
【其二】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这是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风景画，濡饱墨于纸面，施浓彩于图中，有令人目迷神夺的魅力。漫江碧波荡漾，显露出白翎的水鸟，掠翅江面，一派怡人的风光。满山青翠欲滴，遍布的朵朵鲜花红艳无比，简直就像燃烧着一团旺火，十分旖旎，十分灿烂。
以江碧衬鸟翎的白，碧白相映生辉;以山青衬花葩的红，青红互为竞丽。一个“逾”字，将水鸟借江水的碧色衬底而愈显其翎毛之白，写得深中画理;而一个“欲”字，则在拟人化中赋花朵以动态，摇曳多姿。两句诗状江、山、花、鸟四景，并分别敷碧绿、青葱、火红、洁白四色，景象清新，令人赏心悦目。
可是，诗人的旨意却不在此，紧接下去，笔路陡转，慨而叹之。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句中“看又过”三字直点写诗时节。
春末夏初景色不可谓不美，然而可惜岁月荏苒，归期遥遥，非但引不起游玩的兴致，却反而勾起了漂泊的感伤。此诗的艺术特点是以乐景写哀情，唯其极言春光融洽，才能对照出诗人归心殷切。它并没有让思归的感伤从景象中直接透露出来，而是以客观景物与主观感受的不同来反衬诗人乡思之深厚，别具韵致。
【诗人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着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其一生笔耕不辍，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并称“宋代四大诗人”，又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合称“南宋四大家”。着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一、人物生平
少能诗文
陆游自幼好学不倦，12岁即能诗文。他在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20岁时与唐琬成亲，后被其母强行拆散，且唐琬后来早逝，导致这种感情伤痛终其一生，《钗头凤》、《沈园》等名作即是为此。
仕途坎坷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赴临安应试进士，取为第一，而秦桧的孙子秦埙居其次，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再次将陆游排在秦埙之前，竟被秦桧除名。
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秦桧已死，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公元1163年孝宗即位后，以陆游善词章，熟悉典故，赐其进士出身。历任
陆游
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通判、安抚使、参议官、知州等职。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六年（公元1179年）秋，陆游从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改任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二月到抚州任所。他一方面用大量精力处理因茶盐官卖后，茶盐户破产，被迫采取私贩和闹事进行反抗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和诉讼；另一方面上书朝廷，主张严惩不法官吏向茶盐户收纳高额茶盐税，趁机大量搜括民脂民膏的行为。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春，抚州大旱。五月大雨，山洪暴发，淹没大片田地和村庄，洪水冲到抚州城门口，百姓饥困潦倒。陆游密切关注灾情发展，写下“嘉禾如焚稗草青，沉忧耿耿欲忘生。钧天九奏箫韶乐，未抵虚檐泻雨声。”诗句，同时上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在未征得南宋政府同意前，他先拨义仓粮至灾区赈济，使灾民免于饥饿之苦，然
朱宣咸中国画《陆游诗意图》
后奏请拨粮和给江西地方官下令发粮，并到崇仁、丰城、高安等地视察灾情。这一举措有损朝廷利益，十一月，被召返京待命。行前，从宦游四方所搜集到的100多个药方中，精选成《陆氏续集验方》，刻印成书，留给江西人民，表达他的为民之心。途中又遭给事中赵汝遇所劾，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
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春，以朝请大夫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梅城镇）。官至宝谟阁待制、晋封渭南伯，后被劾去封号。又以“擅权”之罪罢其官职还乡。
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陆游在严州任满，卸职还乡。不久，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公元1189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
名号由来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乙载：“陆游，字务观，山阴人……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这则记载提出陆游名字来历之二说，不少专家在有关传记或传论中或从前一说，或从后一说。其实两说均难置信。
秦观生于仁宗皇佑元年(1049)，死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陆游父亲陆宰生于哲宗元佑三年(1088)，死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陆宰小秦观四十岁。秦观死时，陆宰不足十三岁。秦观到越州是神宗元丰二年(1079)，其时陆宰尚未出生。陆游母亲的年龄估计与陆宰相去无几，跟秦观不可能有什么交往。“梦少游而生公”，纯属想象之词。前一说不能成立。
所谓“公慕少游”，主要根据陆游八十二岁写的《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一诗。诗日：“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该诗只是表达诗人对秦观的敬仰之情而已。“正相同”三字，恰恰透露出陆游的名字不是自己“慕少游”而取的。后一说也不能成立。
那么，陆游的名字从何而来呢?清人查慎行《得树楼杂钞》所记较为可信：“陆放翁名游，字务观，其义出于《列子·仲尼篇》：‘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古代有“幼名，冠字”的制度，即幼小取名，二十岁左右定字。士大夫家庭往往强调名和字的内在联系，而且往往摘取古代典籍中的词语，取名定字。取名之时，实际上是定了字的。因此，名游，字务观，跟秦观的名观，字少游，只是偶然相合而已。至多也只能说明同源于《列子·仲尼篇》的那句话。跟“梦少游”“慕少游”而取名字，了然无涉。
在陆游的诗中，有这样一首：“策策桐飘已半空，啼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一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
曾做过几年小官，后因厌烦官场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一、人物生平
陶渊明，晚年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死后由朋友刘宋着名诗人颜延之所谥），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我国第一位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晋世名渊明，入刘宋后改名潜。
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约生于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自做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着，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父名史不载，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儿，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即其父母是表兄妹。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远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停云其四》）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退隐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有写道：“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五）》已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书30课《诗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二、归隐原因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
桃花源记
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人生轨迹
青少年时期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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